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所长杨维才
➤如果年轻人对科学感兴趣，也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报效国家，那么科学报国，是个非常棒的选择
➤只要有宽松的科研环境，科研人员就能专心致研，就敢碰硬问题、真问题。敢于挑战难题，才有可能产生原创思想，科研工作才能走得更远
从本科、硕士到博士，从国内、国外再到归来为国家服务，杨维才对科技人才成长有切身体悟。
2021年11月，两院院士增选结果揭晓，杨维才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面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这位新晋院士坦言：“压力更大了。”
杨维才表示，如何培养人才、用好人才是国家大事，也是身为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所长的他一直在思考、努力在探索的问题。
《瞭望》：人才是第一资源。作为研究所，人才的重要性是如何体现的？
杨维才：从研究所的角度讲，人才是研究所的立所之本，尤其是领军人才。
一个研究所，有几个领军人才，就能带出几个优秀团队，就能培养出一批青年骨干人才，支撑起研究所的四梁八柱。这些领军人才，都是经过千锤百炼、“自然生长”出来的，是非常难得、非常宝贵的资源。
实现高质量的基础研究突破，人才是关键，领军人才更为关键。所以，珍惜并用好领军人才非常重要。
杨维才：改革开放之初，国家派出很多留学生到美英日等先进国家学习，并陆续回来一些人。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成了各自领域的科研领军人才。
这批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生的人，已经到了或者过了花甲之年，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仍然活跃在科研一线，带领科研团队攻城略地，取得重大科学成果。比如我们所李家洋院士，他是2017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获得者、2018未来科学大奖“生命科学奖”获得者，他带领团队在分子设计育种方面获得重大科技成果及标志性进展，被评价是“继‘绿色革命’和杂交水稻后的第三次重大突破，标志着‘第二次绿色革命’的起点”。
对这些领军人才，可以考虑出台相关政策，使他们的科研工作得以延续，并在科学传承和年轻人才培养、优秀科研团队的建设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国外，优秀的团队或实验室会吸引全世界这个领域科研人员的关注，也有了更多选择优秀人才的机会。加入的人才往往在这个领域有所建树，自己带着各种经费或奖学金，团队或实验室由此实现良性循环，对科学家也没有年龄限制。
《瞭望》：建设科技强国，需要大批献身科技事业的青年科技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培养的关键是什么？
杨维才：人才培养是要在一定基础上的，这个基础就是兴趣。要筛选出一批对科学感兴趣的人，并激发其内在动力。科研人才的培养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科研素质的养成、宽阔的视野与敏锐的洞察力，都非朝夕之功。
就说我自己吧。家里兄弟姐妹多，生活比较困难。那时候，能读书是件很奢侈的事情，因为读书可以改变命运，可以走出农村有个更好的未来，所以学习都是主动的，发自内心的。1980年考入兰大生物系后，我对细胞生殖发育产生兴趣。所以硕士期间就开始研习雌配子体超微结构等细胞生物学的相关研究，每天泡在实验室里，不厌其烦地做切片，反复进行电镜观察。读博时更甚于此。这种对生命现象的好奇心和探究的欲望，使我对科学研究始终有一种热情，并督促自己不断开拓视野、探索未知。在这个过程中，自己也不断成长、不断有所收获。
《瞭望》：在你的求学路上，哪个阶段对现在从事科研工作更重要？
杨维才：从科研角度讲，博士阶段更为重要。因为大学是学习知识、打基础阶段；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研究生阶段是培养你把学到的知识用于生产实际、用于探索未知、产生新的知识。
博士阶段要学会怎样做科研，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有讲好“科研故事”的能力。提出的科研思想要能够得到实验的佐证并完整呈现，就要把科研成果以“讲故事”的方式描述、写好并传达出来。博士阶段的各种学习都是对以后从事科研工作的一种必要的培养和训练。
除了自身刻苦钻研，好的学术氛围对青年人才成长至关重要。
一个好的导师，会把他好的思想、好的科研方法、思维方式传承下去；一个小组式的传帮带，会让人才成长更快。
在兰大读硕士时，我的导师是中国细胞生物学奠基人之一、中科院资深院士郑国锠先生。他要求我们每年要阅读100多篇英文文献，看过之后还会讨论，提出自己的想法或问题，并归纳总结出来。这种科研训练，为我打下了扎实基础，使我在荷兰瓦赫宁根大学读博时，能非常好地适应那里的科研工作。
读博期间，荷兰导师为我争取到在1992年世界分子生物学大会做10分钟学术报告的机会。为此，我的讲演稿修改数遍，试讲十几遍。讲稿的每句话，所要传达的每个信息都经过导师和团队的认真讨论和缜密思考。这种小组式的传帮带，让我从中学习、提高了进行学术交流的能力。
撰写博士论文的过程，也是非常难得的学习阶段。严格讲，博士论文，更像一篇学术论文。它不仅要求作者在本学科专业领域具备大量理论知识，并有相当深入的理解和思考，同时要具有一定水平的独立科研能力，能提出独创性的见解、做出有价值的成果。
我的博士论文改写了八九稿。在修改论文过程中，与导师多次面对面地坦诚交流讨论，能深刻感受到导师的思想脉动；导师对论文的几次修改，更让我感受到他的严谨和对科研精确描述的艺术把握，令我受益匪浅。还有合作精神等，都对提升自身综合素质有极大帮助。
如果年轻人对科学感兴趣，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报效国家，那么科学报国，是个非常棒的选择。我们敬仰的许多科学前辈就是走的这条路。
杨维才（左三）指导研究生进行显微观察 受访者供图
《瞭望》：回国这十几年，你认为科技领域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杨维才：最直观的感觉，莫过于科技人才队伍的迅速增长和科技成果的大量涌现。这种变化背后，是国家创新体系和国家整体创新能力提升，是正在深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环境以及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科研生态。
《瞭望》：良好的科研生态，是科技人才成长的沃土。科技评价是营造良好科研生态的关键环节。现行科技评价体系应如何进一步完善？
从人员方面看，比如中科院在上世纪80年代初，基于对科技队伍十年断层的弥补，先后推出一系列有利于年轻人才成长并能迅速脱颖而出的政策和措施。上世纪90年代初又启动了国内第一个高标准高层次“引才”计划——中科院“百人计划”。随着这项计划的实施，回国科研人员数量和质量都大幅度提高，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有力支持。到2000年前后，一些科学家已开始做出有显示度的成果。
近些年，我国对科研的投入一直在增加。但从整体上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增长已经到了一个平台期。在将有限的科研资源进一步向优秀科研人员和科研团队倾斜的同时，应进一步加大科技投入，助力科研体系的良性循环和重大科研产出的不断涌现。
从项目申请方面，在充分调动企业创新主体积极性的同时，应充分调动科研院校科研国家队的带动作用，在“四个面向”中作出应有贡献。
从评审方面看，亟需进一步细化评审规则，比如，在建立专家库时，入库专家的信息可以进一步细化，不仅有大的科目分类，还可以细化到具体的研究领域，以及增加对专家资质的评价内容等等，不断健全完善评审体系。
《瞭望》：据了解，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是国内最早实行国际评估的研究所。这一探索成效如何？
杨维才：我们所早在2003年就已经在作每5年一次的国际评估了，是国内最早执行国际评估的研究所。在所里，更看重研究人员的成果在国内外同行中的口碑，内部考核仅仅是参考，研究人员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科研计划往前走，不必为考核分散精力。
从2006年起，所里又取消对研究生发表论文才能拿到学位的硬性要求，希望科学家能够挑战大的科学问题。因为我们所从事的研究面向我国农业和人口健康的重大战略需求及生命科学前沿，一项工作往往需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因此对研究生更注重培养过程，比如课题组的周例会，组内讨论、开题报告、中期报告等。
所里更是大力支持年轻科研人员，无论是其外出答辩或做报告，他们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身后往往是一个团队在提供建议和帮助。
《瞭望》：对这种国际评估的评价方式研究所又有哪些新探索？
杨维才：目前，研究所对科研工作的评价还在沿用这种方式，但做了很大改变。比如对新进研究所的PI（学术带头人），5到6年会进行一次国际评估，10年时再进行一次评估，之后不再评估。实践证明，绝大多数研究人员都很努力，因为要在本领域做出成果，得到国内外同行认可，只有更努力、更勤奋地工作。
科研是个逐渐积累的过程，所长的责任就是提供稳定、宽松的环境。有宽松的科研环境，科研人员就能专心致研，就敢碰硬问题、真问题。敢于挑战难题，才更可能产生原创思想，科研工作才能走得更远。
我们所近年重大科技成果不断涌现，仅2020年就有一项成果获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一项成果获中科院杰出科技成就奖。李家洋、周俭民、储成才、高彩霞、李传友5位研究员入选全球2020年“高被引科学家”。这也佐证了这种探索的价值。
杨维才：从科研本身讲，研究人员应对所从事的科研工作充满激情，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有十年磨一剑、甘坐冷板凳的坚持，以及因为热爱而专心科研、不计个人名利得失的精神。
科研环境方面，一是应该有稳定的研究投入，研究者不必为科研经费奔忙；二是对不同科研活动进行科学分类考核，避免一刀切式的评价方式；三是破除“唯论文”“唯奖项”等单一化评价模式，建立符合科学规律的多元化分类评价机制；四是有不唯书、不唯上，只唯真、只唯实的科学精神和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科研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