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全景式回顾1969-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共计53届89位得主的生平及其主要思想贡献。

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由挪威经济学家拉格纳·弗里希（Ragnar Frisch）和荷兰经济学家简·丁伯根（Jan Tinbergen）共同获得，表彰他们利用动态模型分析经济过程。

弗里希是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他于1895年生于挪威奥斯陆，1919年毕业于奥斯陆大学经济学专业，1926年获得奥斯陆大学的数理统计学博士学位。

弗里希的学术成果涵盖宏观和微观经济学，尤其以动态经济学研究著称。主要包括4个方面：其一，他是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提出了一系列新术语，例如“计量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其二，他首先在经济计量学建立“三合一”理论，即把经济理论、数理方法与统计学应用到实际经济问题的分析中，这为他后来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其三，他首先建立宏观经济的动态分析模型。他指出经济周期需要用一个完整的动态系统来解释，他建议是一种熊彼特式的模型，即以科学技术推动的经济长波周期模型。该模型与凯恩斯的经济周期和宏观动态分析有部分相似之处。1936年他发表的《论均衡与非均衡概念》为动态经济学方法论和术语体系的建立作出重要贡献。其四，他对生产理论和效用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弗里希早期研究中论述了效用理论和指数理论的基本原则，也对生产理论进行了拓展。他探讨了消费者偏好商品切换中的有序性，推导出一众适合递增线性转换的效用函数。

简·丁伯根是将经济学研究与数学结合起来的先驱者。他1903年出生于荷兰海牙，1922年丁伯根考入了荷兰莱顿大学，师从保罗·埃伦费斯特学习数学和物理并获得博士学位，后期转向经济学。

简·丁伯根主要专注于宏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研究，他核心的学术贡献主要是：其一，他创立了国家宏观经济模型。早在1936年，丁伯根就创立了含24个联立方程式的经济模型，以此反映各类不同经济活动水平相互依存的关系。他创立的模型包括与凯恩斯学派一致的收入与消费方程式。在他的模型中，消费是可支配收入的函数，并把对商品和劳务的需求作为经济活动总水平的核心因素。此外，他的模型还包括出口与进口、货币流通、经济滞后等因素。尽管该宏观经济模型的预测仍不够精确，但仍对宏观经济分析具有重要意义。其二，他提出了现代动态经济分析和“蛛网理论”。蛛网理论引入时间因素来进行价格与产量的动态分析。其基本假设是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单个生产商和消费者无法改变商品价格，但可以改变商品产量，故本期的市场价格由本期产量决定，但本期的产量由上一期的市场价格决定。蛛网理论主要用于农产品市场的分析，旨在说明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农产品市场存在蛛网型的波动，因此需要政府实行经济政策来干预或者引入期货市场调节。我国的猪肉价格波动即是“蛛网周期”的典型反映。其三，他提出丁伯根法则指导经济政策制定。丁伯根法则，即为达到一个经济目标，政府至少要运用一种有效的政策，而要达到多个目标，政府必须至少应用多个独立且有效的经济政策。该法则告诉我们，如果试图用一种政策工具实现多个经济目标，则会因为目标之间的冲突而降低政策效率。这一思想为凯恩斯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持，也对后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提供了解释。

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于197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要由于其建立了静态和动态经济理论，将经济科学提高到新的水平。萨缪尔森是新古典综合学派的创始者之一，他是凯恩斯学派在美国推广的重要学界领导者。萨缪尔森在美国政界拥有巨大影响力，其著作《经济学》是经济学的经典教材之一。

萨缪尔森的研究成果涵盖经济理论的诸多领域。其一，他擅用数学工具对经济问题进行静态和动态过程的分析。在一般均衡论方面，他补充和发展了希克斯关于静态一般均衡稳定条件；在福利经济学领域他建立起自己的新福利经济学。其二，他发展了凯恩斯主义的乘数论，以数量分析进一步研究了凯恩斯在《通论》中提出的“投资乘数论”与“就业乘数论”，首创经济波动模型，对经济周期理论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三，他提出了斯托珀-萨缪尔森定理，指出某种商品相对价格的上升，将导致该商品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的实际价格或报酬提高，而另一种生产要素的实际价格或报酬则下降。这与国际贸易中的要素价格均等化是相互联系的，国际贸易促使本国的充裕要素报酬上升，而进口产品的生产要素价格下降，从而实现不同国家生产要素的价格均等化趋势。

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俄籍美国人，在研究人口发展趋势及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关系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是实证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强调实际经济数据分析，把统计学与经济学相融合。

库兹涅茨的研究贡献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他是实证经济学派的创始人，强调真实数据对问题实质的反映。1927年他在纽约全国经济研究所担任助理研究员，收集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19-20世纪的历史资料，对国民收入进行研究，对各国历史生产力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其二，他提出的“库兹涅茨周期”与人口增长分析是长波经济研究的重大突破。1930年，库兹涅茨到宾夕法尼亚大学任经济学、统计学的助理教授、副教授，并发表了《生产和价格的长期运动》的论文。该论文整理了美、英、法等国50年间的生产水平与经济增长情况。他在充分的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各国经济增长周期平均为20年的观点，并认为这种周期很大程度上与人口增长率相关。其三，库兹涅茨还深入研究了国民收入核算问题，被称为“GNP之父”。1941年，他发表了《国民收入及其构成》一文，把国民收入的核算系统理论化，详细阐述了国民收入的含义及核算的具体方法。他还在经济增长研究中建立起了“收入革命”理论，指出人口增长与人口结构、国民总收入、生产率、产业结构等一系列因素的相互作用。

英国人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与美国人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共同深入研究了经济均衡理论和福利理论，获得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希克斯是微观经济学中一般均衡理论的创建者，也是在宏观经济学微观化的理论研究中的先驱。他于1904年出生于英格兰沃里克，1926年希克斯获得牛津大学硕士学位，1932年获得牛津大学博士学位。

希克斯的学术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他首先提出了IS-LM模型，该模型在他为凯恩斯出版的《通论》一书所做的点评中提出，书评名为《凯恩斯先生与“古典学派”——一个受启发的解释》。他提出了IS-LM分析，用一般均衡的思想对《通论》部分内容重新解释，把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主义分析相结合，被视为宏观分析中的经典。其二，他对一般均衡理论也有重要贡献。1939年希克斯的作品《价值与资本》一书中，希克斯就商品、生产要素、信任和货币的整体性提出了一个完整的均衡模型。这项模型完善了原有消费和生产理论，讨论了多个市场保持稳定性的条件，扩大了静态分析的适用范围，同时引入多期动态分析。与此前的模型相比，希克斯的模型为研究外生变量变化的结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成为沟通一般均衡理论与通行的商业周期理论的重要桥梁。其三，希克斯对福利经济学的研究贡献巨大。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推进了福利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引入帕累托的管理理论和方法，重新定义消费可能曲线、无差异曲线分析方法等。二是重新定义和解释消费者剩余。三是对福利经济学补偿原则的补充。帕累托认为，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时候，任何微小的改变都不可能使所有人偏好的全部增加或减少。但是，如果有人福利增加，也有人福利减少，就比较难判断社会福利是否也达到最大化。希克斯认为可以通过税收和补贴等政策补偿在变动中利益受损的群体。

阿罗是二战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对后续许多经济学家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研究贡献包括内生增长理论和信息经济学等方面，同时也是保险经济学发展的先驱。阿罗于1921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先后获得纽约市社会科学学院的学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文科硕士学位。

阿罗的经济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阿罗发展了福利经济学研究，并提出“不可能定理”。此前的经济学强调选择行为可以通过理性分析达成一致结论，不论是消费者偏好还是生产方式选择，且方案都具备传递性，即ABC三种方案中若A优于B，而B优于C，则A优于C。但阿罗发现了投票中选择传递性失效，即当选民支持率中A高于B，B高于C，但拿A/C比较时，A却未必能获得更多支持，所以投票不一定表现出偏好传递性。阿罗用数学推理证明：在社会上个体自有其对社会各项事务的偏好的时候，找到一个逻辑上与个人偏好不矛盾的社会偏好是不可能的。这称之为“阿罗不可能定理”。其二，他完善了“一般均衡”的方法论。一般均衡理论由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于1874年首先提出，但其现代概念则于20世纪50年代由阿罗与德布鲁等人建立。阿罗在其代表著作《一般竞争分析》中，研究了现实经济生活中如何处理市场不稳定和风险问题，证明和求解了“一般均衡”。这一成果后来被称为阿罗-德布鲁定理，已经成为微观经济学的最重要定理之一。阿罗的一般均衡概念，对微观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对于复杂经济现象的框架性理解，对经济学家理解世界起到了巨大帮助，也是经济学走向数理化、工具化的一个标志。

华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俄裔美国人，他发展了投入产出方法，该方法在许多重要的经济问题中得到运用，获得197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列昂惕夫于1906年出生于俄国彼得堡，毕业于彼得堡大学社会学专业，19岁便取得社会学硕士学位。1928年，取得了柏林大学的博士学位。

列昂惕夫的学术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列昂惕夫创建了投入产出分析法。投入产出法是一种研究经济问题的方法论，它的理论基础是一般均衡理论，主要基于线性代数的方法分析经济系统中各种部门之间的商品和资金流动的方法，并构建投入产出表分析一个部门的需求波动对其他部门和整个经济体系产生的影响。投入产出分析以数量关系联系经济系统中不同部门要素的变化，它最主要的应用是进行经济预测，但还能研究环境污染、人口、世界经济贸易等社会问题。其二，列昂惕夫在国际贸易领域的研究对后来学者有重要启发。列昂惕夫在1953年到1956年研究了美国的国际贸易，根据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资源禀赋理论，美国的出口并不符合比较优势。美国拥有世界上最昂贵的劳动力和最密集资本，所以美国应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但列昂惕夫利用投入产出法对战后美国对外贸易发展状况进行分析后却发现，美国进口的是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的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这被经济学界称之为“列昂惕夫之谜”。该谜题引发了经济学界的广泛讨论和研究，产生了劳动熟练说、人力资本说、技术差距说、产品周期说等一系列解释和讨论。

纲纳·缪达尔（Gunnar Myrdal）和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由于深入研究了货币理论和经济波动，并深入分析了经济、社会和制度现象的互相依赖而获奖。

缪达尔是瑞典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循环积累因果原理”是他最具盛名的成果，主张重视社会制度研究。此外，他还是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人物之一，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问题。缪达尔于1898年出生于瑞典，1923年毕业于斯德哥尔摩大学法学院。1925-1929年赴英国和德国学习，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缪达尔的学术成就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其一，他提出了“循环积累因果理论”，对经济发展问题提供了不同的方法论。它指的是从动态的角度看待社会经济，则经济中各要素存在着相互的循环积累因果关系。某一个经济要素改变会带动另一要素的改变，而这一要素反过来会反馈给前一个要素从而循环加强该要素的变化，导致社会产生的变动沿着这一方向不断加剧。因此，社会经济的各个要素的常态不是均衡，而是循环往复的相互影响，具有累积效应的不断运动。缪达尔的这一理论有着极其广泛的应用。他在《美国的困境：黑人问题和现代民主》一书中，把白种人对黑种人的歧视与黑种人相对物质文化水平低下分析为循环积累的因果关系。循环积累因果理论还能用于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其二，他是发展经济学的先驱，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有深入研究。他于1968年出版的3卷本的《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对发展经济学具有重要启发。其三，缪达尔是动态分析研究经济的重要人物。他以总量分析为基础，建立宏观经济分析理论，主要包括国民收入、商品供给与需求、以及国民收入的波动与投资和储蓄（或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动态关系。动态分析方法论是缪达尔批判凯恩斯和哈耶克的重要原因。凯恩斯和哈耶克的观点的重要缺陷在于没有引入不确定因素和预期的作用。他认为凯恩斯理论中提到的“投资”和“储蓄”概念过于模糊，没有考虑到资本的增值和贬值。尽管哈耶克的分析较为细致，但仍然不是动态的分析。因此，缪达尔提出“事前”和“事后”概念，引入预期，建立了宏观经济动态分析的方法论。

哈耶克是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也是知名的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哈耶克于1899年生于奥地利维也纳一个杰出知识分子家庭。1921年和1923年于维也纳大学分别取得了法律和政治学的博士学位。

哈耶克的学术成就涵盖多个领域，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他在货币与价格领域的研究。哈耶克以米塞斯的货币研究为基础，进一步解释了商业周期，成为了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的典范。1931年他出版了《价格与生产》一书，1941年发表了《资本的纯理论》一书。在他的理论中，商业周期起源是政府和中央银行在经济活动中的干预所促成的资源匹配不当。但由于这一想法与当时主流经济理论背道而驰，引发了凯恩斯学者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批评。二是他提倡的市场自由主义对经济政策制定有重要意义，为70年代的经济滞胀提供了解读。他对英美凯恩斯主义的盛行提出担忧，主张持续不断的政府干预将破坏市场机制。20世纪70年代，滞胀危机产生，主流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的理论开始失灵，哈耶克的理论得到重视，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和英国首相玛格利特·撒切尔都是哈耶克理论的支持者。凯恩斯和哈耶克的论战是20世纪经济学界乃至政治家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三是哈耶克对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做出了杰出贡献。他主张一个以市场为核心的社会，批评科学万能主义，即把科学研究方法强加于社会科学，因此他撰写了《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一书，批判生搬硬套物质科学研究至社会研究的现象。

列奥尼德·康托罗维奇（Leonid Kantorovich），由于在1939年创立了享誉全球的线形规划要点，对资源最优分配理论做出了贡献、。佳林·库普曼斯（Tjalling Koopmans）将数理统计学成功运用于经济计量学，对资源最优分配理论做出了贡献。

康托罗维奇于1912年出生于俄国彼得堡，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数学系，23岁获得博士学位。

康托罗维奇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他以解乘数法打开了解决优化规划问题的大门。在线性规划模型中，每一种商品的价格给定的情况下，资源在不同的商品生产中进行配置，那么为了实现产出价值最大化，经济学家们需要解出一个复杂的线性规划问题，以求出每种商品的最优产量。而在康托罗维奇的理论中，他引入“影子价格”的概念，通过类似“因子分解”的形式对价格在线性规划中进行计算。这一方法被他完善并推广至一般性问题的研究。他的方法论如下：第一步建立数学模型，把生产目标、资源约束和所求的最优解确定下来。第二步以线性方程表达上述的模型求解。第三步求解得出最优配置。这种方法也被称之为“康托罗维奇问题数学模型”。这一重大方法论的提出在经济学界和数学界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二，他提出的“客观制约估价”对福利经济学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康托罗维奇在线性规划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客观制约估价”，它包括对不同产品和不同价格的估价，之所以称之为客观制约，是因为这些估价指的是在最优计划下每种产品生产中所必要的劳动估价，由劳动消耗量与物质消耗量组成。客观制约估价是用来衡量资源的稀缺程度，从而合理的选择生产方法和进行经济规划，这个概念促进了全社会资源配置的分析，是他对资源最优利用理论的重大发展。

库普曼斯是经济计量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最优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贡献广受学界关注。库普曼斯1910年出生于荷兰，1927年入读乌特勒支大学数理系，次年，库普曼斯以量子力学的论文获得硕士学位。

库普曼斯的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库普曼斯引入了数理统计学以研究经济问题。库普曼斯对丁伯根建立的宏观经济分析模型非常感兴趣，这个模型以线性微分和差分方程建立了投资与产出的动态分析，但模型中存在一定的缺陷。而库普曼斯用归纳法论证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对模型进行了修正完善。其二，库普曼斯以计量分析对资源配置和效用最大化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发表了《论经济科学状况》三篇论文，肯定了最优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性，并提出重新定义最优增长。此前的经济学家以生产为最优分析的对象，库普曼斯将最优消费纳入考察，其经济增长规划不仅考虑短期经济计划，还包含了跨度长达几代人的长期规划。其三，他提出活动分析法，对微观经济中经济活动资源配置进行指导。他于1951年组织有关专家出版了《生产和调度的活动分析》一书，将活动分析与列昂惕夫的投入产出法、一般均衡理论、线性规划相融合，形成更全面的分析工具。活动分析法通过分析商品活动求得最优解，为制定最优计划提供了新的视角，这种分析方法不仅在经济规划，还在控制污染、保护环境、区域规划等领域有广泛应用。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由于创立了货币主义理论，提出了永久性收入假说，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弗里德曼在芝加哥大学任教30年，他将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塑造成完整的经济学派，力倡自由经济，被称为芝加哥学派。

弗里德曼主要的学术成就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他的货币主义学说。货币主义最核心的观点是货币发行量在短期内影响产出，但在长期，货币发行量只影响物价水平，与产出水平无关。所以货币的发行总量应该与商品价值总量一致，超出商品价值总量的货币发行量将引起通货膨胀。它强调货币供应政策选择遵循“单一原则”，强调货币供应量的长期增长率应当稳定在一个固定的水平上，且这一增长率应当公布给民众，从而引导通胀预期。其二，弗里德曼提出“永久性收入假说”。在弗里德曼之前，凯恩斯提出了“绝对收入假说”，得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但库兹涅茨等人进行的实证研究却发现，从长期来看，边际消费倾向等于平均消费倾向。这是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不能解释的。而弗里德曼提出的永久性收入假说解决了这个难题。永久性收入假说的内涵是消费行为取决于人们的永久性收入，而不是偶然所得的短期收入，因此只有预期之外的影响未来永久收入的政策变化才能影响消费。而永久性收入是无法直接观察的，需要通过消费行为推导出来。

贝蒂·俄林，瑞典著名经济学家，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创始人。俄林于1899年出生于瑞典，先后在隆德大学，斯德哥尔摩商学院，剑桥大学，哈佛大学学习和深造。

俄林的学术贡献主要是其贸易理论，包含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他提出生产要素禀赋假说。即一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由其要素禀赋决定，劳动分工与贸易分工都受到天然禀赋的制约。二是他提出了价格均等定理。价格均等定理也是生产要素禀赋说引申的命题，说明在一定条件下国际贸易将最终导致各国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与绝对价格平均化。俄林也说明要素价格均等是一种趋势，而非指完全的平等化，其主要原因是尽管贸易促进了资源配置合理化，但无法真正解决要素在地区间的非均等性。

米德被视为西方国际经济宏观理论和国际经济政策领域的开拓者。1907年，米德生于英国的巴斯市，1930-1931年，他在剑桥三一学院学习。

米德最突出的学术贡献在于国际经济政策理论，他提出一国的政策目标应当包含两个方面，即国内的经济平衡和国际收支平衡。国内经济平衡主要包括对内实现充分就业、物价相对稳定、国民收入保持上升状态，经济总体景气。反之，如果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国民收入下降，则是经济失衡状态。他提出了保持国内经济平稳的金融政策，金融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提出与如今的“逆周期调节”相类似的观点，即当经济衰退时，扩大政府开支、减税、降低利率以拉动经济，反之则采取措施防止经济过热。对外平衡主要指国际收支平衡，即对外收支总体既无赤字，又无盈余，汇率保持稳定水平。米德认为要达到内外同时平衡，需要应用至少两种政策手段，这符合丁伯根法则。在米德之前，多数经济学家并未将国内经济平衡与国际资本流通相结合，米德的模型更加全面的分析了宏观经济政策。

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是美国管理学家和社会、经济组织决策管理大师。他倡导的决策理论，是以社会系统理论为基础，吸收古典管理理论、行为科学和计算机科学等的内容而发展起来的一门边缘学科。

西蒙的贡献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提出了管理的决策职能。在西蒙之前，决策被认为是计划职能的一部分，但西蒙提出决策才是管理的首要职能。二是提出了“已知最优”的概念，西蒙提出在资源和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人们进行决策时不可能穷举一切方案，而是要从已知方案中寻找满足要求的。三是提出了“有限理性”的观点，即管理人和决策者不是完全理性，也不是非理性，而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有限理性”。因而决策的合理性理论必须考虑管理者作为人本身的认知限制、动机限制等因素，决策者选择的并非是最优解，而是足够好的解。

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与阿瑟·刘易斯(Sir Arthur Lewis)由于对发展中经济体问题的研究共同分享197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舒尔茨作为新古典主义的代表，致力于研究发展经济学，其侧重点在于研究农业在发展中国家所发挥的效用，并提出人力资本理论，强调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主张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

舒尔茨的主要研究集中在农业经济领域和人力资本领域。在农业经济方面，舒尔茨与一般发展经济学家的观点不同，认为农业可作为经济发展策略的重点，尽管传统农业对经济发展促进作用有限，但现代农业能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他将农业分为传统农业、过渡农业和现代农业，并认为传统农业是一种长期停滞的小农经济，其利润相对较低、生产相对落后。传统农业要获得发展，其出路在于引进新的生产要素并转化为收益率较高的现代农业。这要求这些新的生产要素不仅包括物质上的要素，还包括引进和培养具有现代科学知识、能运用新的生产要素的人力资本。

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对后世具有较大启发意义，在舒尔茨之前很少有学者系统性地将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变量考虑到发展经济学中。舒尔茨在其《人力资本的投资:教育和研究的作用》（1971）中将人力资本定义为相对于物力资本而存在的一种资本形态，表现为人所拥有的知识、技能、经验和健康等。并提出人力资本的形成主要在于后天的学习与培养，人力资本投资是生产支出而非简单的消费支出，同时人力资本需从知识、技能、健康等方面进行投资。

刘易斯1915年出生于英属西印度群岛（现为圣卢西亚）。1932年，刘易斯到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学习经济学，并分别于1937年、1940年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经济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直至1948年。

事实上，刘易斯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其主要经济贡献在于提出“二元经济”理论模型，该模型将发展中国家分为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前者依靠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存在大量隐蔽性失业，后者代表现代工业中以雇佣工人扩大生产效率的生产方式。刘易斯突破了古典主义中对劳动力供给缺乏弹性的假设，指出在贫困国家在发展初期传统部门的隐蔽性失业使得其几乎存在“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只要现代部门中非熟练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略高于传统部门的平均收入，传统部门的劳动力就会源源不断地涌向现代部门，使得资本利润得以不断扩张。因此早期发展中国家人口收入难以得到快速提高，而在传统部门中的人口红利逐步被现代部门吸收后，原有经济发展模式下经济增速会逐步放缓，进入新古典主义中一元经济的发展新阶段。

1980年劳伦斯·克莱因(Lawrence Klein)因其对宏观计量经济学开创性的研究与发展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克莱因作为新凯恩斯学派的重要代表，其主要成就在于以凯恩斯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结合数量方法，将凯恩斯理论转化为数学公式，并根据现实经济中实际数据建立宏观计量模型。1942年克莱因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并在其后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在保罗·萨缪尔森的指导下，两年内便完成完成学位论文并获得博士学位。

克莱因的主要贡献在于对经济政策评估、经济数据波动测量与预测的计量模型，在结构、规模、预测和先进的估算方法论方面均做出开创性的研究。克莱因先后发表了《美国1929一1952年计量经济模型》（1955）、《联合王国计量经济模型》（1961）、《沃顿计量经济与预测单位模型》（1967）、《布鲁金斯SSRC模型》（1969）等多篇论文，从结构、方法以及实证的角度全方面对宏观计量经济学进行了研究与开发，并试图对世界经济动向做出计量预测。

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因其对经济学方法、风险理论等方面的杰出研究，尤其是在对家庭和企业行为以及宏观经济学理论和经济政策的应用分析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托宾作为新凯恩斯主义的领军人物之一，其著名理论为资产组合理论，主要研究家庭和企业如何决定资产构成的研究，他明确提出资产组合选择理论的精髓是分散投资风险，同时还提出了托宾税、托宾Q比率、蒙代尔-托宾效应等理论，阐述和发展了凯恩斯主义的系列理论及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宏观模型。

在资产投资决策方面，托宾主要提出资产投资组合理论。资产组合选择理论首次在托宾《作为对待风险行为的流动性偏好》的著作中提出，是对凯恩斯投机性货币需求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根据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出于投机动机的货币需求与利息率呈反向关系，但凯恩斯流动性偏好理论中对投资者资产进行了的单一持有的假设。托宾认为投资者可持有的金融资产是分散而多样化的，他通过复杂的数学推导证明追求最高收益和风险规避的投资者必定持有多种资产，即“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托宾的资产选择理论，能反映利息率和货币的投机需求呈反向关系，为流动性偏好理论和现金需求与利息率的相反关系提供了基础。在投资与产出方面，托宾主要提出托宾Q比率以及蒙代尔-托宾效应。其中，托宾Q比率被定义为企业市场价值与企业重置价值之比，公司的股票价格将对企业投资产生影响。因此，当货币供应量上升时，将带动企业股价上行，一旦Q比例大于1，则企业有动力扩张投资，从而实现整体经济产出的提高。蒙代尔-托宾效应则指出通货膨胀率对实际产出的影响：当名义货币供应量上升时，预期通货膨胀将导致名义利率提高，使得投资者选择减少货币持有从而降低实际利率，刺激产出增加。在外汇交易方面，托宾崇尚通过政府干预来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并提出托宾税的概念，其实质是对现货外汇交易征收全球统一的交易税，主要针对短期资金的往返流动进行征税，旨在减少纯粹的投机性交易、稳定汇率，同时为全球性收入再分配提供来源。

1982年，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因其对产业结构、市场功能以及公共领域管制的相关研究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作为芝加哥学派的微观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之一，斯蒂格勒处于新古典主义阵营，他相信政府管制对公共经济的利益是低效的，主张实行自由市场制度，反对垄断和国家干预。

斯蒂格勒的学术贡献主要分为三方面，一是提出了政府对市场管制的分析。在1971年出版的《经济管制理论》中，斯蒂格勒指出政府试图在为全部人民提供公共服务拟定法律法规，而实际运行过程中，小部分利益集团将大概率说服政府使用公共资源和权利来改善其利益，导致经济法有益于特殊生产者或特定利益集团，而不是服务于公众，从而导致市场的整体低效。因此，他认为“最好的政府是管制最少的政府”，自由市场制度更为有效。斯蒂格勒在公共管理领域的贡献在于以经济研究的方法来研究政治与法律问题，并激发了对管制立法效果以及其背后驱动力的研究，被称为是“管制经济学”的主要创始人。二是为提出竞争与垄断两级模型，将微观基础引入产业经济学研究领域。在斯蒂格勒出版的《寡头市场需求曲线和刚性价格》、《寡头理论》中，他揭示了寡头市场需求曲线模型理论上的不完备性和预期失灵，指出寡头市场下的价格刚性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同时，他应用卡特尔理论对市场集中度、产品差别化、成本差异以及折现率进行详细分析，并对市场上存在的合谋进行进一步阐述，指出共谋行为的稳定性实际上依赖于察觉、惩罚背离协议的能力或公开限产行为的能力。三是创造性的填补了信息经济学的空白。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很少有学者系统性的关注微观经济主体获得信息的成本与经济效益问题。斯蒂格勒通过对信息成本对价格、工资和其他因素的研究发现，由于信息在获取过程中在不同时期、地域的成本不同，因此同一产品在存在不同价格是不可避免的正常市场行为，并不需要人为的干涉与管制。

1983年，杰拉德·德布鲁(Gerard Debreu)因其把新的分析方法纳入经济理论以及把一般均衡理论予以严密的重组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作为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家，德布鲁致力于研究一般均衡理论，即如何通过价格使生产者的供应同购买者的需求取得平衡，并最终通过细致的数学分析对均衡理论做出了细致的描述。

德布鲁的主要著作为1959年出版的《价格理论:对经济均衡的原理分析》，其中用数学模型证明了一般均衡的存在。德布鲁的数学模型主要依存于三个假设:消费与生产集合都是凸集；经济主体都拥有初始资源；市场制度安排是外生给定的。这种均衡的整体稳定性取决于消费与生产相互调整的动态过程，这些过程保证最终交易实际上都将按均衡价格进行。因此，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市场价格由成千上万的消费者和生产者根据商品和劳务相对价格做出独立决定，最终达到一般均衡。

理查德·斯通(Richard Stone)由于在国民账户体系的发展中做出了奠基性贡献，将国民核算体系公式化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师从凯恩斯，斯通继承了凯恩斯主义对宏观经济调控与管理思想，并试图开发、测量与国民经济相关的经济数据。

斯通的主要学术贡献在于对建立标准统一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他开创性的将会计中的复式记账法引入对经济的核算，论证了凯恩斯主义中对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这三大决定国民收入主要因素计算方法，并对其进行了深入的测算与完善。

1985年弗兰克·莫迪利安尼(Franco Modigliani)因其在微观经济领域中提出的储蓄生命周期假设理论以及对公司资本结构的研究而获得经济学奖。莫迪利安尼发展了凯恩斯主义消费理论与投资理论，主张国家干预经济，是一名新凯恩斯主义者，其关于利率对国民收入影响的论述对IS-LM模型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莫迪利安尼对经济学理论做出了两个重要贡献，一是储蓄生命周期理论，储蓄生命周期理论本质为消费假说模型，主要论述家庭金融决策的目标是通过合理有效的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实现家庭在整个生命周期中的效用现值的最大化。此外，理性人将依据其现行收入、预期未来收入和继承收入按照边际效用递减规律，选择一个与过去平均消费水平接近的稳定的消费率并按比例均匀地消费总收入。当现行收入超过或低于按稳定消费率时，个人将进行储蓄或负储蓄。二是莫迪利安尼-米勒定理，即MM定理。该定理对公司资本结构框架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揭示了在资本市场完备、无交易成本、投资理性、负债无风险以及预期收益率概率分布相同的基本假设条件下，公司价值的决定因素。MM定理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在不考虑税收的条件下，企业负债与否不影响企业价值，负债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等于处于同一风险等级的无负债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再加上与其财务风险相联系的溢价；二是在存在公司所得税的条件下，无负债公司的价值等于公司税后企业的现金流量除以公司权益资本成本,负债经营公司的价值等于同类风险的无负债公司的价值加上减税收益（税率乘以债务的价值），即公司所得税后将影响企业价值，负债经营公司价值将高于为负债公司，且负债公司价值在负债达到100%时最大化。

1986年小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 Jr.)因其对“经济和政治决策理论的契约与法制基础的开拓”而获得诺贝尔奖。师从著名的经济学家、芝加哥经济学派创始人富兰克·奈特，布坎南深受芝加哥经济学派影响。身处新古典主义阵营，布坎南坚持政府失灵观点，认为在市场经济下政府的干预是导致失灵的根本原因，并提出公共选择理论，将政治决策引入经济理论当中。

布坎南的突出学术成就为公共选择理论。1962年布坎南与图洛克发表了《同意的计算》为现代公共选择理论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同时在1975年《自由的限制:在无政府主义状态和集权主义之间》、1977年《政府增长的动力》、《关于寻租社会的理论》中对该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和说明。公共选择理论主要有三大假定：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经济人理性原则与利己主义本性以及政治的交换过程性质，三类假定的核心在于指出民主政治活动同样具有交换的性质。公共政策决策与市场经济决策相同，是一个在解决利益冲突时进行交换达成协议的过程。因此，公共选择理论的宗旨在于将经济市场中的个人选择行为与政治市场中的公共选择行为纳入同一个分析模式，试图证明在公共决策领域，决策人内在的经济人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动力将对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追求产生扭曲，从而导致政府政策的低效。公共选择理论强调，不应把增加社会福利与平等的权利随意交给某一特权机构，理性的做法是约束政府的权利，并由公民真正地而非形式上地掌握该约束机制的最终决策权。

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由于其对影响经济增长与福利结构因素的研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索洛提出的经济增长理论指出技术进步是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因素，主张政府必须有效干预市场经济，引导市场技术发展。

索洛主要学术贡献主要有两项，一是提出索洛经济增长模型。1956年《对增长理论的贡献》一文中，索洛推翻了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理论强调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具有压倒性重要性的结论，建立索洛经济增长模型。该理论放松了哈罗德-多马模型中对资本-产出率不变的假设，并引入技术变量，将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完全竞争经济和外生技术进步及其收益不变作为其理论假设。索洛模型认为，当外生的技术以固定比率增长时，经济将在平衡增长路径上增长，而当外生技术水平固定不变时，经济将趋于停滞，投资仅能补偿固定资产折旧和装备新工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二是提出的余值法(remainder method)及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测量。在索洛1957年发表的《技术变化与总生产函数》一文中，其假设技术进步是“希克斯中性的”,即对应于给定的资本一劳动率，资本和劳动的边际替代率不变，通过对生产函数的一系列偏微分推导，将人均产出增长率(或劳动生产率)分解为技术进步速度加上人均资本拥有量的增长速度乘以资本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索洛利用余值法公式计算了美国40年间有关数据，并证明要想加速经济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加速技术进步而不应一味追求增加资本的投入量。

莫里斯·阿莱斯(Maurice Allais)因其在市场理论及资源有效利用方面做出了开创性贡献而获得诺贝尔奖，他是第一个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法国学者。阿莱斯发展了古典主义的一般均衡理论，认为自由市场是实现效率最大化的基本途径，因此在政策上极力反对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

阿莱斯对经济领域的主要学术贡献是更进一步发展了一般均衡理论。1943年阿莱斯发表的《寻找一门新的经济学科》，对一般均衡理论和最优理论做了详尽的论述。阿莱斯对过去一般均衡模型中“单市场经济模型”进行了批判，并提出“多市场经济模型”，假定导向均衡的交换在任何时点、以不同的价格连续发生，不同经营者作用的价格不必是同一的，在“可分配剩余”的驱动下，每一次交易都趋近均衡，证明了只有在没有剩余价值可分配的条件下,才能达到一般经济均衡。此外，他提出了“阿莱悖论”、“可分配剩余”、“心理性时间”等概念，并运用数学模型揭示了市场达到均衡的条件。

198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挪威经济学家特里夫·哈维默（Trygve Haavelmo），以表彰他开创性的将概率论方法运用于计量经济学中，以及对联立经济结构问题的贡献。这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首次颁给计量经济学的相关研究。哈维默是计量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研究完善了计量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他之后，概率论成为了经济学专业本科生的必修课程。

哈维默的主要贡献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完善了计量经济学的概率论基础。他在经济研究中非常重视变量的随机因素，其博士论文也正是从随机因素出发，为分析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提供了一种理论基础。二是对联立经济结构的分析。经济学的变量有时是由若干变量同时决定的。哈维默的研究区分了结构方程和简化方程的差别。他认为前者是经济理论给定的方程，后者则是当我们把内生变量作为外生变量和随机扰动的函数，并对其求解时得到的方程。这两种方程对应的变量关系存在明显不同。

199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三位美国经济学家：哈里·马科维茨（Harry Markowitz）、默顿·米勒（Merton Miller）和威廉·夏普（William Sharpe）以表彰他们在金融经济学的开拓性贡献。其中，马科维茨的主要贡献是构建了投资组合管理的微观理论（均值方差模型），夏普的主要贡献是构建了金融资产的定价理论（CAPM）。米勒的主要贡献是对公司金融领域的理论（MM定理）的发展。这三人的理论时至今日仍是金融学课堂的必修内容，他们对金融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对商业机构对金融资产的定价也形成了深远的影响。

马科维茨1927年出生于美国芝加哥，1950年和1954年分获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博士期间，马科维茨发表了在金融学理论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资产选择：有效的多样化》。

马科维茨的学术贡献，是创建了基于均值和方差的证券组合理论（均值-方差模型）。在此之前，投资理论通常只关注股票的预期收益。但马科维茨意识到，如果投资者仅仅只关注股票的预期收益，那么所有人都应当将所有钱都投资于一只预期收益最高股票，这与实际中观察到的分散投资的现象明显不符。投资者分散投资是因为他们不仅关注预期收益，而且关注股票的风险。据此，马科维茨提出了“均值-方差”模型，假设证券收益率服从正态分布，以收益率的均值、方差这两个数字特征来定量描述单一证券的收益和风险。他进一步考察投资组合收益率的均值和方差。发现组合收益率的均值是成分证券收益率均值的简单加权平均，但是组合收益率的方差却小于成分证券收益率方差的简单加权平均，从而解释了分散投资可以分散风险的数学原理。在这一框架下，马科维茨推导出证券组合有效边界，进而得到不同风险水平下的最优证券组合。1952年马科维茨首次发表了这一模型后，不断对其完善、发展，使其成为了影响学术界和金融机构资产配置实践的重要理论工具。他也因为该理论而成为金融经济学领域的先驱。

米勒1923年出生于美国波士顿。米勒本科毕业于哈佛大学，在二战期间曾在美国财政部的税收部门从事研究工作。1952年，他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随后成为了伦敦政经学院的讲师。

米勒最重要的学术成果是和莫迪利亚尼一起发表了具有重要影响的莫迪利亚尼-米勒定理（MM定理）。MM定理假设资本市场是完善的，所有市场主体可以很方便的获得所有信息，不存在交易成本和其他费用，投资人是理性人且对未来有着一致的预期，在此基础上给出了公司价值和杠杆结构之间的关系。它包含两个命题，MM定理一认为，在不考虑所得税的情况下，企业价值和公司的资本结构无关，公司债务并不能增大企业价值。MM定理二认为，在考虑所得税的情况下，企业价值受到公司杠杆结构的影响，因为企业债务的利息可以抵扣所得税，从而增加公司价值。即负债对公司经营有税收节约效应。MM定理自提出以来一直是公司金融理论中的核心内容，也是金融学专业本科生的必修理论之一。尽管有学者质疑MM定理的假设过强，在现实中难以满足，但时至今日，MM定理仍然是分析公司债务结构的重要起点，也是许多实证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

威廉夏普1934年出生于美国波士顿，1951年高中毕业后考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准备攻读医学学位。但一年后转学至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习经济学，分别于1955年和1956年获得经济学的学士和硕士学位。硕士毕业后，他加入了兰德公司，并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目前，他是金融引擎公司（Financial Engines Inc.）的名誉主任。

夏普最重要的学术贡献，是发展了马科维茨的理论，创立了具有广泛影响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马科维茨的理论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在实际操作中则显得过于复杂。要从当时的市场上的1500只证券中挑选出有效率的组合，对于当时的计算机技术而言成本过高。因此以夏普为代表的经济学家的开始研究是否可以在实际应用中简化马科维茨的理论。假设所有投资者都采用马科维茨的理论，那么风险资产是否存在均衡价格？1964年夏普在The Journal of Finance发表的论文《资本资产价格：风险条件下的市场均衡理论》标志着CAPM理论的建立。在所有投资者都采用马科维茨理论，且市场不存在任何摩擦及交易成本等一系列假设下，资产的预期收益率与资产的风险水平β值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这一理论大大简化了风险资产均衡价格的定价理论，增强了均值方差模型在现实中的适用。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衡量资产收益-风险水平的一个非常有用的指标“夏普比（Sharpe Ratio）”，即资产的超额预期回报率和标准差的比值，成为金融机构投资中常用的指标之一。这些研究丰富了马科维茨的基础性理论，因此成为了现代金融经济学理论的基础。

199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英国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表彰他对交易成本和产权对经济体制结构和运作的重要性的研究。科斯是现代经济学的重要人物，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也是芝加哥经济学派的代表之一。科斯的重要意义在于他的思想深刻且具有很高的原创性。他的理论直接诞生了新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侧重于用经济学思想研究制度，目前已形成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委托-代理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新经济史学等几个重要分支。道格拉斯·诺斯（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罗德·德姆塞茨、奥利弗·威廉姆森、波斯纳、张五常等都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科斯关于产权的研究不仅在经济领域取得了重要的影响，在法律领域也有很强的影响力。

科斯对经济学的贡献集中体现在他的两篇代表作中，即《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1937年，科斯发表了《企业的性质》一文，回答了公司的为何产生，边界在哪里这一问题。科斯创造了“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这一概念，包括提供价格的费用、讨价还价的费用、订立和执行合同的费用等，并指出，当市场交易成本高于企业内部的管理协调成本时，企业便产生了，企业的存在正是为了节约市场交易费用。然而，企业规模的增长并不是无限的。随着企业规模的增长，企业内部的管理成本也逐渐增大，当市场交易的边际成本等于企业内部的管理协调的边际成本时，企业规模扩张便会达到极限。1960年，科斯发表了《社会成本问题》一文，回答了交易成本为零情况下，合约行为的特点。他发现一旦假定交易成本为零，而且对产权界定是清晰的，那么无论初始的资源分配如何，市场将通过自由交易达到最优效率。在这篇论文中，科斯研究了牧场主的牛踩踏农场主的庄稼（外部性）的问题。科斯认为，在没有交易成本的情况下，如果修建篱笆限制牛群的成本低于庄稼毁坏的损失成本，那么篱笆一定会被修起来。谁来修这个篱笆则取决于初始的产权分配。该过程是由市场自发完成的，并不需要政府对此进行干预。乔治·斯蒂格勒后来这一成果命名为科斯定理，科斯定理也成为目前研究产权、交易成本最重要的工具。

199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表彰他将微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扩展到更为广阔的人类行为，包括非市场行为中。贝克尔将经济学和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联系起来，增强了经济学的影响力。

贝克尔研究的主要贡献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歧视的经济学分析，贝克尔在他1955年的博士论文中指出，歧视行为不是单方面的，其产生的经济学效应对歧视者和被歧视者都会产生影响。如果雇主因为性别、种族等原因歧视雇员，一方面雇员的收入会受到影响，但另一方面，雇主也会缩小他可雇佣人员的选择范围，进而影响其员工整体素质，导致他无法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二是对犯罪的经济学分析，贝克尔的研究独辟蹊径，他认为，尽管社会上大多数人都受到道德和法律的约束，但对于犯罪分子而言，如果他们认为自己犯罪的收益大于其成本，例如被逮捕、定罪等的概率，那么他们就会参与犯罪。因此，降低犯罪率的重要手段，除了增加警力以外，还可以包括增加处罚的力度。三是人力资本的研究，贝克尔对人力资本的研究是创新的，他认为经济的发展意味着资本的增长，其中包括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增长。人力资本的增长可以带来技术和创新，从而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

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和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表彰他们在经济史研究中创新性的使用经济理论和量化方法，解释经济和制度变迁。福格尔是芝加哥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也是计量史学和新经济史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被称作“新经济理论的创始人”、“经济史学的集大成者”。福格尔对经济史学的贡献引起了一场革命，吸引了一代经济学家投身研究经济历史问题。诺斯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人物，同时他和福格尔都是新经济史研究的先行者，他利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史问题，扩展了经济史研究的新边界，也为人们理解经济史提供了新思路。

福格尔1926年出生于美国纽约，1948年获得康奈尔大学学士学位，1960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1963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81年至今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福格尔是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曾任经济史学会会长、社会科学史学会会长、美国经济学会会长。

福格尔的学术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对美国19世纪的运输革命研究。传统认为大规模的交通运输系统对发展有决定性的影响，福格尔设计了反事实的历史编撰法：他用实际存在的情况和一种假设的趋势进行了比较，以评价修铁路的重要性。他发现铁路对于解释经济发展并非绝对必须，它们对GDP的增长的影响不到3%。福格尔运用反事实论证和成本效益分析的结果，成为经济史方法论的创新者。二是对南北战争前美国的奴隶制研究。通常认为美国的奴隶制是一种低效率的生产方式，福格尔及合作者通过使用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以及复原当时的一些统计数据以重新考察美国的奴隶制度，认为奴隶制是一种剥削制度，但奴隶制之所以在美国历史上长期存在，是因为其效率高，且获利能力大。奴隶主并不会仅仅沉溺于种植园生活和地方政治斗争之中，他们是理性且追逐利润的。三是对历史人口学研究。福格尔的另一项极有影响的工作是关于历史人口学的研究，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营养和健康的变化与经济、社会和人口统计行为之间的关系。

诺斯1920年出生于美国的马萨诸塞州，本科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二战时曾在美国海军服役，1952年在伯克利获得博士学位，随后赴华盛顿大学任教。

诺斯的主要贡献在于使用新古典主义的理论和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史问题，从而丰富了经济史研究的内涵。他的主要理论贡献是建立了制度变迁理论，这一理论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三个方面。（1）产权理论认为，产权对于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影响，清晰的产权能够增强资源配置的效率，同时形成良好的激励机制，因此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然而历史数据表明，经济衰退的时间长于经济繁荣的时间，因此人类并不总是能够建立起有效的产权制度。（2）国家理论认为，国家的存在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界定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二是在上述框架下降低交易费用从而最大化社会产出，增加国家的税收。上述两个目标并不一致，因此诺斯认为，统治者会从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角度界定一套有利于统治集团而无效率的产权结构。（3）意识形态理论认为，经济学理论一直排斥或拒绝意识形态在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中的作用。而意识形态是降低交易成本的一种手段，例如，如果界定和执行产权的成本大过收益，那么通过外部力量界定产权就是无效率的，需要意识形态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因此意识形态实际上是在法律法规之外，由道德，传统以及民族历史等构成的规范人们行为的有力工具，从而降低社会的交易成本，使产权执行的效率得以提升。

199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约翰·海萨尼（John Harsanyi）、约翰·纳什（John Nash Jr.）和莱茵哈德·泽尔腾（Reinhard Selten），表彰他们对非合作博弈均衡所做的开拓性贡献。海萨尼是博弈论概念的创新者，他提出的不完全信息博弈，将参与者的信息与偏好纳入博弈论模型，极大地促进了博弈论的发展，是方法论上的巨大突破。纳什为现代博弈论学科体系的建立做出了杰出贡献，他提出的纳什均衡在博弈论的经济学应用中处于核心地位，在金融、会计、市场学甚至政治学等领域，纳什均衡概念均起着重要作用。泽尔腾是博弈实验的开创者，其主要学术研究领域为博弈论及其应用、实验经济学等。泽尔腾提出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的概念可以为纳什均衡设定限制条件，避免经济学的角度不合理的均衡。

海萨尼1920年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1944年在布达佩斯获得药学硕士学位，1946年海萨尼在布达佩斯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兼修社会学和心理学。1950年海萨尼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学习经济学课程，并于1953年获得悉尼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56年海萨尼在洛克菲勒研究基金的支持下进入美国斯坦福大学，1958年获得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海萨尼是把博弈论发展成为经济分析工具的先驱之一，他对不完全信息博弈进行高度创新分析，并进一步提出贝叶斯纳什均衡的概念。海萨尼《贝叶斯参与者完成的不完全信息博弈》论文中提出了一种将不完全信息博弈转换成完全但不完美信息博弈的方法。他提出在不完全信息博弈中，所有参与者的真实类型都是给定的，其他参与者不知道某一特定参与者的真实类型，但知道可能出现类型的分布概率，并且分布概率的情况是公共可知的。这样就把不确定条件下的选择转换为风险条件下的选择，将不完全信息博弈转换为完全但不完美信息博弈，这种转换方法被称为海萨尼转换。海萨尼转换是博弈论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极大地拓展了博弈论的分析和应用范围。在海萨尼转换的基础上，海萨尼进一步提出了贝叶斯纳什均衡（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均衡）的概念，即在给定自己的类型和对手的类型的概率分布的情况下，能使每个参与者的期望效用达到最大化均衡策略。

纳什1928年出生于美国西弗吉尼亚的布鲁菲尔德，1945年进入卡耐基梅隆大学读化学工程专业，他的数学老师发现了他的数学天分，鼓励他学数学，随后纳什正式转入数学系。1950年纳什获得普林斯顿大学数学博士学位，1951年开始担任麻省理工学院助教，后任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教授。纳什的研究和生活经历被拍成了美国著名奥斯卡获奖影片《美丽心灵》，受到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纳什2015年因车祸去世，享年86岁。

纳什的主要贡献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合作与非合作博弈的区分。纳什最先对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进行了区别，他认为以前的理论包含着某种被称为合作类型的N人博弈思想，它以一种对能由局中人形成的不同合作之间相互关系的分析为基础。与此相反，纳什的理论假定每个参与者与其他人之间没有合作与沟通，该思想拓展了博弈论的研究范围，增强了博弈论的应用性。二是纳什均衡的提出。纳什对非合作博弈的重要贡献是阐明了包含任意个参与者和任意偏好的一种通用解概念，后来被称为纳什均衡。纳什均衡在经济学领域和其他相关领域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改变了经济学的体系和结构，扩展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增强了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的联系，同时，纳什均衡极强的数学特征改变了经济学对于博弈问题研究的表述方式、使其更加规范、科学。纳什均衡影响了同时代的大量经济学家和数学家，与纳什同年获得诺贝尔奖的海萨尼和泽尔腾的重要贡献，都来自于对纳什均衡的完善和发展。

泽尔腾1930年出生于德国的布雷斯劳（现属波兰），1951年进入法兰克福大学学习数学。1957年在获得法兰克福大学数学硕士学位后，泽尔腾被该校经济学家海因茨·萨尔曼聘为助手，在萨尔曼的指导下，泽尔腾开始从事博弈论及其应用和实验经济学研究，并于1961年获得法兰克福大学数学博士学位。

泽尔腾的主要学术贡献是提出了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泽尔腾增加了纳什均衡的附加条件，提出了“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和“颤抖手完美均衡点”两个新概念。泽尔腾发现传统的纳什均衡中，并非所有纳什均衡点都是合理的，例如某些均衡点要求参与者实施“空洞威胁”，即事实上无法实施的威胁策略，依据这一策略得到的均衡解也是无意义的。泽尔腾提出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的概念，排除了不直观不合理的纳什均衡点。但子博弈均衡点集合取决于扩展型博弈的细节，不能完全排除所有不直观不合理的纳什均衡点，因此泽尔腾又提出了颤抖手完美点的概念，利用人类行为包含非理性因素（参与者会犯错误）这一点，形成对理性概念的一种新理解。

199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小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 Jr.），表彰他发展和应用了理性预期假说,改变了宏观经济的分析方法，加深了人们对经济政策的理解。卢卡斯是芝加哥学派和新古典主义的核心人物，他的新古典主义理论和理性预期假设深刻的影响了对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曼昆将他评为20世纪后25年最重要的宏观经济学家。卢卡斯对宏观经济模型的构造、计量方法、动态经济分析以及国际资本流动分析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贡献。

卢卡斯最重要的学术贡献包括两方面，一是作为核心人物创立了新古典主义学派：20世纪70年代，美国出现了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并存的现象，凯恩斯主义学者对此束手无策，货币主义理论也不能对这种“滞胀”现象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卢卡斯把理性预期假说结合到货币主义模型中，而萨金特、罗伯特·巴罗等人对理性预期假说作了进一步地阐明和发展，并把理性预期引入宏观经济模型，形成了以卢卡斯为首的新古典主义学派，或称为“理性预期学派”。卢卡斯的理性预期理论认为个人和企业在做出经济决策之前都是理性的，一定会收集和利用一切信息来开展经济活动。该理论所说的预期，主要是指消费者和企业对经济变量在将来一段时间里的值所作的估计，而要使这种估计成为预期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对某一经济变量的估计是该变量的数学期望值；二是个人和企业必须有效地利用一切可以得到的信息求出某一变量的数学期望；三是这些信息包括一切与估计经济变量有关的和有用的经济理论在内。根据这一理论，卢卡斯完成了对菲利普斯曲线的改造，他提出，由于人们对经济变量存在理性预期，因此已被预期到的总需求变动不会影响产出，只有没有预期到的总需求才会导致更高的产出和更高的价格水平。因此，考虑理性预期理论的菲利普斯曲线可以表示为，实际通胀偏离预期的程度和实际失业率偏离自然失业率的程度成正比。

二是提出了卢卡斯批判：卢卡斯的理性预期理论是直接针对凯恩斯主义提出来的，因而被称为“卢卡斯批判”。卢卡斯批判了凯恩斯主义企图把市场经济当作一架机器来调节的宏观经济政策，认为宏观政策总是无效的。卢卡斯指出，当宏观经济政策出台之后，人们会将政策因素加入到预期中，进而影响当下的行为，这使得宏观经济政策出台时所参考的政策变量发生了改变。因此宏观经济政策永远都是内生变量，政策无法取得预期的效果。

199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irrlees）和威廉·维克里（William Vickrey），表彰他们对非对称信息下的激励理论所做的基础性贡献。莫里斯开拓了非对称经济学领域，在信息经济学理论领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把自己的理论生动地总结为：信息与激励——关于“胡萝卜和大棒”的经济学。维克里属于后凯恩斯学派，是公共事业定价的实践先驱，他对最优税制结构理论、拍卖理论的研究奠定了信息经济学的基础，他重要而富有创造性的贡献深刻地影响了现代公共经济学。

莫里斯1936年出生于英国苏格兰，1963年获得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63年至1968年在剑桥大学任教，并担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研究员。1969年莫里斯被正式聘为牛津大学教授，1995年转回剑桥大学任教。

莫里斯在不对称信息经济学领域的理论贡献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信息不对称理论。莫里斯认为经济决策人能够获得的信息通常是不充分、不对称的，而且获得相关信息是要付出一定成本的，信息不完全会在一定程度上扭曲经济均衡，进而影响到市场均衡状态以及市场均衡的经济效率。二是最优所得税结构理论。莫里斯认为政府征税需要保证公平和效率，如果政府能够准确、清晰地判断纳税人的能力高低，并根据纳税人能力高低而征收不同的税收，这样保证社会的公平及满足政府财政所需收入。三是激励机制理论。莫里斯认为市场实现激励相容是可行的，即使市场中的经济行为主体都是自利的，但只要设计出一套有效的规则加以引导，也能实现帕累托最优配置或其他社会目标。四是信号筛选理论。莫里斯认为有能力的人愿意接受教育，因为这能使他们被区分出来，所以应该把工资和教育水平挂钩。

维克里1914年出生于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的维多利亚市，1935年在耶鲁大学获得数学学士学位，1937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然后他供职于美国国家资源计划署和美国财政部税收研究部，1948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维克里最主要的学术贡献是他对于最优税制结构理论和拍卖理论的研究。在最优税制结构理论中，维克里强调赋税体制的合理性直接影响到纳税个体的自我激励，这样这个问题就转化为激励与信息不对称两个方面。他认为用风险来衡量效用对实现最优收入分配是一个科学的方法，并由此分析了公平与激励间的冲突，系统地阐明了当个人产量是私人信息时的最优化问题。他还进一步推导出一个欧拉方程作为计算最优税收函数的必要条件。在拍卖理论的研究中，维克里把投标与竞价的方式分为4类并进行了比较，他指出在适当的条件下，卖方如果使用这几种拍卖方法的任何一种，预期收入都是一样的，这就是著名的收入相等原则，所以卖方会采用最方便买方竞争的维克里投标法。

199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和迈伦·斯科尔斯（Myron Scholes），表彰他们提出了衍生品定价的新方法。默顿是研究金融资产定价理论的大师，他的金融期权的数学模型已经成为现代金融学的基础性理论之一，同时，他积极参与金融市场实践，为美国的会计准则完善和养老金管理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斯科尔斯在期权定价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长期致力于研究并发展金融衍生品价值的理论和方法，与布莱克共同提出的“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模型”是所有金融学研究生的必修内容，这一公式对金融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默顿1944年出生于美国纽约，1966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并获工程数学学士学位。毕业后默顿去了加州理工学院攻读硕士学位，并开始接触数理经济学，逐渐萌生了要把数学分析方法与经济学的结合起来研究的想法。1970年默顿进入麻省理工学院数理经济学专业，成为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的助手，两人开始合作研究投资组合、认股证定价等问题。1988年默顿赴哈佛大学担任教授，此后长期执教于此。

默顿对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做了多方面拓展，他在《理性期权定价理论》一文中对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的假定条件作了进一步削弱，布莱克-斯科尔斯模型原用的分析方法以股价变动的扩散过程为出发点，认为股价是连续的。而默顿以股价变动的跳跃过程为出发点，认为股价变动是不连续的，而是可以从一个价格跳到另一个价格而不经过其他中间过程的价格，在此假设下推导出的公式更加符合实际。默顿放宽了布莱克-斯科尔斯模型的假定条件，并将其扩展到更多的金融衍生产品上，为以股票、债券、货币、商品等标的物价格变动而定价的衍生金融产品的合理定价奠定了基础。默顿还对金融体系功能进行了分析，他认为金融体系的主要功能是：帮助不同地区、国家在一个不确定的环境、不同的时间上配置和使用经济资源。具体来说，默顿将金融体系的功能分为六种：清算和支付结算的功能、聚集和分配资源的功能、在不同时间和不同空间之间转移资源的功能、管理风险的功能、提供信息的功能、解决激励问题的功能。

斯科尔斯1941年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蒂明斯城，1969年获得芝加哥大学商学院金融学博士学位。

布莱克和斯科尔斯提出了著名的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模型，他们的模型开辟了一条适用于许多领域的定价方法，也有助于新的金融衍生工具的产生和促进社会对风险的更有效的管理。1973年他们的论文发表，芝加哥期权交易所也同时开张并采用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模式，该模式定价快而且准确，扩大了期权的交易量，降低了定价成本，很快在其他各大股票市场产生了连锁反应。“布莱克-斯科尔斯”模型是数学理论在金融学领域应用的成果，使得数理金融这门学科在今后的金融学发展中得到越来越高的重视。

199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表彰他对福利经济学领域做出的突出贡献。森被誉为穷人的经济学家、“多元文化兼容精神”的倡导者、“印度教激进主义分子”的抨击者、“三位一体”思想的推崇者，他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亚洲人和发展中国家的公民，他不但是一位出类拔萃的经济学家，而且也是一位具有真知灼见的人文学者，他的经济学思想影响了许多人。

森对社会选择理论做出了重要的发展，其贡献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修正了“理性”在经济学上的“最优化”，这个修正影响了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森指出，个人在理性决策时需要同时考虑和评估自己和周围人选择的影响，只要甄别出一个不比其他选择差的途径即可，而不是一定要选择一条最优的路径。二是通过引入“个人选择”丰富了公共选择理论的内容。他指出社会的选择除了要考虑政府的政策等因素外，还应考虑其他私人因素，如个人利得等。三是证明了多数票获胜的规则总是能达成唯一的决定，解决了“投票悖论”和“阿罗不可能定理”。森指出能否找到一个合理的集体决策规则，取决于如何设定人与人之间的可比性，即能否比较各种社会选择为每个人带来的不同效用。只要增加信息量，就可以寻求到一个合理的福利函数区域。

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A. Mundell），以表彰他对不同体制下货币与财政政策以及最适宜的货币流通区域分析所做的贡献，蒙代尔被称为“欧元之父”。

蒙代尔1932年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和华盛顿大学毕业后，在伦敦经济学院读研究生，1956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

蒙代尔对经济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的开放条件下宏观稳定政策的理论和最优货币区域理论。第一，蒙代尔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员弗莱明发表了开放经济下的IS-LM模型，该模型揭示了开放经济下，财政、货币、汇率等宏观经济政策搭配，以及这些政策对经济内部均衡目标与外部均衡目标的影响。其主要内容是：资本高度流动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在固定汇率下无效；货币政策在浮动汇率下有效的；财政政策在固定汇率下有效，在浮动汇率下无效。第二，最优货币区域理论研究的问题是：几个国家或地区放弃各自的货币主权而认同共同的货币，在什么时候会更有利。蒙代尔认为最优货币区域应该是“一个由多个受对称的冲击影响的国家组成的经济体，其中各国之间人员及其他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区域内部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被认为是货币区域成功运行的重要前提条件。如果存在两个地区，生产要素在地区内部自由流动，但在地区间不流动，则应该采用两种货币，两种货币之间汇率应自由浮动，这是浮动汇率安排的合理性。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欧盟先是建立单一市场，促成商品、劳务、资本和人员的自由流动，之后制定和实施趋同标准，在1999年1月1日推出欧洲单一货币——欧元。

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和丹尼尔·麦克法登(Daniel McFadden)，以表彰他们对微观计量经济学领域所做出的贡献。赫克曼是微观计量经济学的开创者，他创建的选择性模型，以及基于模型研究选择性偏差和对模型进行的二阶段估计等思想和方法从根本上改变了经济学的应用研究；麦克法登的离散选择行为理论成为现代计量经济学的主要研究领域。

赫克曼于1944年出生于美国芝加哥，在美国罗拉多学院数学本科毕业后转向学习经济学，1971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曾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和芝加哥大学，1995年起任芝加哥大学教授。

赫克曼将微观计量理论创新与实证研究相融合，集中在劳动力的供给、劳动收益、失业的持续时间、劳动力市场的项目与政策评价，失业的持续时间和判别分析等。他对微观计量所作的贡献体现在“选择性数据模型”以及基于模型进行选择性偏差分析和对模型二阶估计两个方面。第一，赫克曼是选择问题研究的开拓者，对虚拟变量研究出一套基于选择问题的数据识别、估计、检验和应用方法。在1978年，赫克曼在原有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更多的虚拟变量，建立了反应市场工资和影子工资的交互影响的模型。此后赫克曼定义了倾向于公平就业法的“情绪”变量方程，与兰德斯的公平就业方程相联立，形成了评估公平就业法效果的模型，这类模型可用于评估经济政策效应。第二，赫克曼此前模型选用极大似然估计方法，二阶段估计是对选择偏差的矫正。其主要思想是：第一阶段，导出工作时间大于0的条件下，对市场公司扰动的条件概率，对条件概率进行极大似然估计；第二阶段是利用极大似然估计的结果对市场工资方程进行OLS、WLS估计，从而对选择性偏差进行校正。他的思想激发了后续大量的研究与应用。

麦克法登1937年出生于北卡罗来纳州，本科在明尼苏达大学学习物理专业，1950年转向学习经济学，1962年在明尼苏达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90年以来任伯克利分校考克丝经济学教授。

麦克法登对微观计量重要的贡献是他对经济理论的发展和离散选择的计量经济方法论的创新。麦克法登研究选择行为，即用0、1、2、3对不同的因变量进行赋值，建立条件逻辑模型，并以条件逻辑模型为基础进行实证研究。此后麦克法登又将他的理论推广到联合条件概率模型，这为后来多元嵌套逻辑模型、广义极值模型提供了基础。离散选择行为理论改变了计量经济学对个人行为的研究思想。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三位美国经济学家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迈克尔·斯彭斯(Michael Spence)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z)，以表彰他们在研究不对称信息条件下市场运行机制方面的开创性贡献。他们三人的理论构成了现代信息经济学的核心，其研究工作改变了经济学家对市场功能的看法，他们所创立的分析方法已被广泛地应用于解释许多社会经济体制。

1943年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1967年到麻省理工学院学习，仅三年时间便获得博士学位，此后在剑桥大学从事研究工作，1969年，被耶鲁大学聘为经济学教授。斯蒂格利茨对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斯蒂格利茨在阿克洛夫的“逆向选择”基础上做了补充，创造了“信息甄别理论”，即掌握较少信息的一方可以对意向特定的交易设立多项选择契约而获得对方更多的信息。70年代，斯蒂格利茨专注于研究保险领域，由于保险公司对顾客的风险状况并不知情，如果对所有人索要同样的保险费，则只会吸引更多的高风险客户。但采取分项保险可以甄别出低风险和高风险者，信息甄别模型均衡具有典型意义。斯蒂格利茨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在于他研究了非对称信息下经济激励的作用，强调政府适当干预的必要性。

1943年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1972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现兼任美国哈佛和斯坦福两所大学的教授、悉尼大学校长、青岛大学名誉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研究生院前任院长和现任名誉院长。

斯彭斯重要的贡献是创造了“不对称信息条件下改善市场效率的信号显示理论”，即不对称信息市场上掌握更多信息的一方可以通过向信息贫乏的一方传递可靠信息而在市场上获益，而市场中经济代理人通过信号显示可以消除逆向选择的不利影响。经济代理人采取让对方相信其产品质量或价值的可观察的行动，只有显示信号的成本在信号发送者之间具有显著差异，信号显示才起作用。一个典型的例子，教育作为劳动力市场的信号显示手段。假如雇主在招聘新工人时无法区分高生产率和低生产率的人，则劳动力市场就会充斥着低生产效率的人。

阿克洛夫1940年出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纽黑文，1966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1980年起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经济学教授。

阿克洛夫的主要贡献在于他证明了市场上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怎样导致逆向选择问题。他在1970年发表的论文《柠檬市场：质量的不确定性与市场机制》中分析了一个买方无法鉴别产品质量信息的无效市场，卖方分别存在劣质产品的销售商和优质产品的销售商，最终结果是优质产品的销售者被迫退出市场，只留下劣质产品，这一现象就是市场的逆向选择。

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弗农·史密斯(Vernon Smith)，以表彰他们在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方面的贡献。卡尼曼利用心理学的方法创新了传统的经济学研究，修改了传统经济学的假设，开创了行为经济学研究新领域。史密斯将经济学实验的研究、设计和分析体系标准化，为实验经济学奠定了基础。

卡尼曼1934年出生于以色列特拉维夫，1954年在以色列的希伯来大学获得心理学与数学学士学位，1961年获得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博士学位，先后在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1993年起，卡尼曼担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和公共事务教授。

卡尼曼的主要贡献是把心理研究的成果与经济学融合到了一起，特别是在有关不确定状态下人们如何做出判断和决策方面的研究。在传统经济学中，基本的假设是经济人是完全理性和自利的，他们会合理利用自己所收集到的信息来估计不同结果的各种可能性，然后最大化其期望效用，但这种假设与人们实际的经济行为存在偏差。第一，卡尼曼等人论证了为何人们的行为存在非理性成分，而人的非理性同样也是经济学要研究的问题。在不确定情形下，人们的判断会因为依照“倾向于观测小样本”形成的小数法则行事，或更偏向于根据自己以往的经验做主观判定，从而导致决策行为系统性地偏离了基本的概率论原理。第二，在与特维斯基的合作中，他系统地陈述了“预期理论”。“预期理论”解释了大多数投资者行为不总是理性的，也并不总是回避风险的，在投资账面值损失时更加厌恶风险，而在投资账面值盈利时，随着收益的增加，满足程度速度减缓；“预期理论”还解释了不少金融市场中的异常现象：如阿莱悖论、股价溢价之谜以及期权微笑等。该理论是行为经济学的重要基础。此外，卡尼曼关于决策过程的经验法则对研究证券市场经常无缘无故地大起大落很有帮助。

史密斯1927年出生于美国堪萨斯州的威奇托，1955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现任普渡大学、马萨诸塞大学和亚利桑那大学教授，2001年起担任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和法律教授。

史密斯创造了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他在1982年发表的《作为实验科学的微观经济体制》，统一归纳了先前许多经济实验所采用的个别方法，界定了经济实验应该遵循的步骤，建立了一套标准的研究设计和分析系统。实验经济学定义为在可控的实验条件下，针对某一现象，通过控制不同的变量来观察决策者行为并分析实验结果。每一个实验都应由三大元素组成：环境、体系和行为。环境给定了每位参加者的偏好、初始的货品禀赋和现有的技术水平；体系界定实验术语和游戏规则；环境与体系都是可控制的变量，最终会影响所观察的行为。史密斯的另一贡献是他研究了不确定性下的个人偏好及市场行为，他将个人偏好的实验研究扩展到了测量所得税，以及其它因素对劳动供给的影响上，为微观经济学建立了更为坚实的实验基础。

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恩格尔三世(Robert Engle Ⅲ)和英国经济学家克莱夫·格兰杰(Clive Granger)，以表彰他们在经济与金融时间数列分析方面所作出的贡献。恩格尔的ARCH模型和格兰杰提出的“协整”概念拓展了时间序列在非平稳性、时变波动性方面的统计分析方法。

恩格尔1942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州锡拉丘兹，1966年在康奈尔大学获得物理学硕士，1969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66-1977任教于麻省理工学院，1975年任教于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1999年转到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任金融服务管理教授，现任美国计量经济学学会会员和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

恩格尔的主要贡献在于建立了描述经济时间序列时变波动性的关键概念：“自回归条件异方差”（ARCH），并发展了一系列波动性模型及统计分析方法。传统的计量经济模型中假定随机误差是独立同方差分布,这限制了对经济序列波动性的研究。为了研究经济与金融序列的方差和协方差的时变特性，1982年恩格尔创造性地提出了自回归条件异方差（ARCH）模型。随后在此基础上创建出了新的模型，例如，用于资产定价的ARCH-M模型、描述条件方差波动持续性的IGARCH模型等。

格兰杰1934年出生于英国威尔士，早期就读于诺丁汉大学经济学与数学专业，1955年留校任教，1959年获得诺丁汉大学统计学博士学位，60年代早期去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学者，1974年移居美国，任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经济学院教授，现为西部经济学会主席、美国经济学会杰出会员。

格兰杰对经济学研究做出的贡献在于，他发现了非平稳时间序列的特定组合可以呈现出稳定性，即“协整”现象，从而可以得出正确的统计推理。协整理论的主要研究工作是在两个或多个非平稳变量之间寻找其均衡的关系。格兰杰发现，尽管多数经济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的，但某些非平稳的经济时间序列的线性组合却是平稳的，经济理论认为，某些经济时间序列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格兰杰应用数学和计量学理论，归纳出协整的概念及其方法，即包含非平稳随机变量的宏观经济模型以某种方式构建，可以统计有效且具有经济意义，为财富与经济变量的动态内在关系的建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也改变了宏观经济实证模型的构建方式。

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挪威经济学家芬恩·基德兰德(Finn Kydland)和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以表彰他们在“动态宏观经济学：经济政策时间一致性和经济周期背后的推动力”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他们所研究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标志着“第二代”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真正兴起，他们是继卢卡斯之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

基德兰德1943年出生于挪威，1968年从挪威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毕业，获得经济学学士，1973年获得卡内基·梅隆大学经济学博士，曾任教于卡内基梅隆大学，现任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大学经济学教授。

普雷斯科特1940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州，1962年获得斯沃斯莫尔学院数学学士，1967年获卡内基·梅隆大学经济学博士，曾任教于卡内基·梅隆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和芝加哥大学，2013年起任教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在学术合作研究的主要贡献有经济政策的时间一致性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第一，经济政策的时间一致性主要观点是：即使存在一个公认的社会目标函数，政府相机抉择政策也不能使社会福利最大化，原因在于政策决策不是跟自然的博弈，而是跟具有预期理性的经济人博弈。对于一个选择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理性政府而言，当其做出决策后，如果再给其重新选择和调整政策的机会，政府一般会重新选择最优政策。当政府实施的政策与最初公布的政策不一致时，政府再做出类似的约束性承诺就会遭遇信任危机，从而造成政策失效，因而政策制定应该基于单一规则而不是基于相机抉择。第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引起经济波动的不是货币因素而是实际因素。该理论将经济周期动态的解释为全要素生产力（TFP）的实际冲击与各个时期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之间的互动反应，即生产可能性边界及资源约束下，经济个体追求利益最大化时做出的经济决策对产出造成的变动。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在典型微观经济假定（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和厂商利润最大化）的基础上建立模型，指出投资和相对价格变动反映了技术进步率对经济变动的影响，从而导致了经济发生短期波动，由于模型推导出的宏观经济波动与消费、投资的变动非常吻合，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实际上论证了周期性波动正是由供给所引起的，从而解释了经济周期背后的推动力。

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罗伯特·奥曼（Robert Aumann）和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以表彰他们在博弈论分析方面的重要贡献。奥曼在决策制定理性观点方面有着杰出的贡献，对博弈论和其他许多经济理论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谢林是博弈论领域的重要学者，对博弈论的发展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

奥曼1930年出生于德国法兰克福，1938年搬到美国纽约，1950年获纽约城市学院数学学士，1952年获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硕士学位和数学博士学位，1955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纯数学博士学位，1956年起任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教授。

奥曼定义了博弈论中相关均衡的概念，即一种非协作型博弈中的均衡，比经典纳什均衡更加灵活；2）交易者连续同级市场经济模型；3）重复博弈的连续交互模型。

谢林1921年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1944年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文学学士，1948年获哈佛大学文学硕士、经济学博士学位，1951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谢林发展了一套“直面现象”的而非数学模型的博弈理论，开创了对议价和策略行为的研究，为许多重大的现实问题提供了解决路径。例如，他所作的“种族隔离的动态模型”，解释了纯白人居住区是怎样迅速变为纯黑人居住区的；此外，谢林还将全球变暖解释为一个议价问题，即如果全世界能够减少排放，贫穷国家将获得大部分收益，而富裕国家将承担大部分成本。

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埃德蒙·菲尔普斯(Edmund Phelps)，以表彰他对宏观经济政策跨期权衡分析的重要贡献。费尔普斯的研究加深了人们对于通货膨胀和失业预期关系的理解,对经济学理论和宏观经济政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也为新凯恩斯主义奠定了基础。

菲尔普斯1933年夏天出生于伊利伊州伊凡斯顿，1955年毕业于美国阿姆赫斯特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1959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获博士学位；先后执教于耶鲁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1971年起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

费尔普斯对宏观经济学理论最为重要的贡献在于他提出了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通货膨胀与失业关系的认识，奠定了费尔普斯在宏观经济理论方面的杰出地位。费尔普斯的另一理论贡献在于他建立了工资与价格定价的非协同模型。该模型沿用了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的观点与方法，运用不完全信息理论来研究自然失业率、隐含工资合同、滞后效应与失业等重要问题，并试图寻找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费尔普斯还提出了著名的“黄金律”，即将劳动与资本比率视为一种最重要的经济关系，并通过调整劳动与资本比率，确定一种可预期的经济增长。费尔普斯在一篇关于“黄金律”的论文中，试图分析产业发展与技术进步速度之间的关系，通过资本投入和增加研发支出等手段来达到技术进步，以及经济中存在的创新和新发明等问题。

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莱昂尼德·赫维奇（Leonid Hurwicz）、埃里克·马斯金（Eric Maskin）和罗杰·迈尔森（Roger Myerson），以表彰他们在创立和发展“机制设计理论”方面所做出的重要贡献。赫维奇开创了“机制设计理论”的主要思想及框架，经济学家马斯金和迈尔森对其理论发展和实践应用作出了重大贡献。

赫维奇1917年出生于波兰，后加入美国国籍，目前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荣誉教授。他早年学习法律，毕业于华沙大学，然后进入伦敦经济学院，并师从卡尔多和哈耶克学习经济学。1939年来到日内瓦国际研究生院学习，然后转学于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

赫维奇开创了“机制设计理论”的主要思想及框架，并提出“显示原理”概念，即帕累托最优机制。机制定义为一个交易者彼此交换信息并共同决定产出的连续的系统，通过一定的机制设计，社会所有成员在自由选择、自愿交换、信息不完全等分散化决策条件下，会显示自己真实的信息，从而实现均衡产出。显示原理是机制设计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大创新，它大大简化机制设计的复杂性，现在已经成为机制设计和激励理论的一个最基本的理论。

马斯金1950年出生于纽约，1972年马斯金获得哈佛大学数学学士学位后。1976年，他获得了哈佛大学应用数学博士学位。曾在哈佛大学经济系任教16年，在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任教8年。也是普林斯顿大学访问教授。

马斯金的主要贡献在创立了“机制执行理论”，确保社会从一系列的选择中做出最好的选择。马斯金将博弈论引入了机制设计和执行理论，认为机制设计并不需要一个中央计划者，在非合作博弈中，每个参与者在考虑自己利益时会按照机制设计者的意图行动，从而实现机制目标。另外，他的学术贡献也体现在将机制设计理论应用于当今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如税收、债券和选举过程等。

迈尔森1951年出生在美国波士顿，1973年、1976年他分别获得哈佛大学应用数学硕士、博士学位。1979年他进入西北大学任教，并于1982年成为管理经济学教授。2001年起，他成为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

迈尔森对机制设计理论的重要贡献体现在对显示原理的一般化，即显示原理不仅在代理人拥有私人信息时有效，而且在他们采取不可观察的行动时也有效，以及将其应用到规制和拍卖等重要领域。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以表彰他关于“新贸易理论”发展及“区域经济活动”领域做出的贡献。克鲁格曼创建的新国际贸易理论，分析解释了收入增长和不完全竞争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是新凯恩斯主义代表人物之一。

克鲁格曼1953年出生美国纽约，197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977年于麻省理工学院获取博士学位。于1982-83年间，曾任职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1988年，出版了《期望减少的年代》一书。研究领域包括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货币危机与汇率变化理论。1991年，获得克拉克奖章。1996年出版的《流行国际主义》准确预测亚洲金融危机而声名大噪，是著名的经济预言家。

克鲁格曼的理论主要解释了全球化趋势下的自由贸易以及在世界范围内城市化的问题，他的主要理论包括“新贸易理论”和“新地理经济理论”。新贸易理论包含以下四方面内容：第一，承认国与国之间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动因之一，但又认为相当一部分的国际贸易（特别是经济特征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其产生的主要原因是规模报酬递增所形成的国际分工。第二，某些历史性偶然因素也是形成国际劳动分工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决定什么地方生产什么产品的过程中，历史因素常起着关键作用。例如，规模经济会使得某个产业在该产业发源地发展壮大起来。第三，关税等贸易保护政策的作用具有两面性。如果贸易保护政策会使世界市场分割成许多小市场，那么，各国不仅不能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分工，而且也不能形成规模经济；但是，对单独一国来说，贸易保护会使某个产业利润增加，甚至会降低国内消费者价格。第四，承认在报酬递增的条件下贸易的好处要大得多，但是又认为一国有可能利用出口补贴和临时性关税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国际分工，使其有利于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国家。新地理经济理论主要包含以下三方面内容：第一，运输成本在塑造国际贸易和区域间贸易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第二，市场规模与规模报酬递增之间的相互作用在选择生产地点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与当地资源相比，本地市场效应至少是地区人口密度差异和地区专业化的一个主要解释变量。第三，规模大的市场能吸引更多的厂商，而厂商的增多则会扩大市场规模，这样的累积过程会导致企业集聚，这一过程中某些历史性偶然因素在选择生产地点方面可能发挥了主要的作用。

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和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奥利弗·威廉姆森因“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分析、尤其是对公司边界问题的分析”获奖。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则因“经济管理尤其是公共管理方面的成就”获奖。两者同属新制度经济学派、经济治理领域，他们的研究共同证明了经济学分析可以解释大多数社会组织形式。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于1933年出生，2012年去世，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在政治学、政治经济学、行政学、公共政策、发展研究等领域都享有很高声誉。自1965年获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政治学博士学位后，她一直在印第安纳大学任教，并创建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制度多样性研究中心，曾任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1991）、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2001）、美国政治学协会主席、公共选择学会主席等。

奥斯特罗姆的主要贡献是她提出的自主治理理论和与其丈夫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共同创立的多中心理论，并在系统的理论基础上进行深入的实证研究，将制度分析应用于公共选择研究中。在奥斯特罗姆的著作中，她从影响理性人策略选择的四个内部变数（预期收益、预期成本、内在规范和贴现率），制度供给、可信承诺和相互监督问题与自主治理的具体原则等三方面阐述了自主治理理论。多中心理论认为公共事务可以有多种组织和多种机制。

奥斯特罗姆指出基于以往分析公共事务的三个理论模型，公地悲剧、囚徒困境和集体行动逻辑，所得出的解决方案不是国家的就是市场的，但政府或市场不应该是解决公共问题的唯一途径，不同的事物都可以有一种以上的管理机制，关键取决于管理效果、效益和公平。因此她提出通过自治组织管理公共物品的新途径，且认为这一途径不是唯一的。她的创新之处在于认为公共当局是多元体制的，由互动的公共机构构成，这些公共机构并非受到单一控制，而是在自发地创造秩序。公共当局也是竞争者和合作者，因此得出了更为广泛的公共当局之间相互调适的观点。在这一领域，奥斯特罗姆创造性地综合了政治学和经济学。

奥利弗·威廉姆森1932年出生于美国，获得了斯坦福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1960年）和卡内基-德梅隆大学的经济学哲学博士学位（1963年），曾师从科斯（1991年诺奖得主）和西蒙（1978年诺奖得主），获得博士学位后先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宾夕法尼亚大学、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和“耶鲁组织与管理学院”担任院长等职位，自1998年以来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爱德华·F·凯泽”名誉企业管理学教授、经济学教授和法学教授。

奥利弗·威廉姆森通过引入分析工具，完成了对缺乏分析的旧制度经济学的革新。他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命名者，被誉为重新发现“科斯定理”的人。他汇总了包括组织理论、法学和经济学等学科交叉的成果，以交易为基本分析单位，对不同组织方式的交易费用进行具体的经济学分析，来研究企业和市场之间相互替代的制度问题，并系统地推广了科斯理论。科斯定理表明，当交易费用为正的情况下，市场交易不一定能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而威廉姆森则对什么情况下市场交易成本会提高到使市场失效的水平进行了具体分析。他认为，一切足以引起提高市场交易费用的其他因素，如交易中充满的不确定性、市场交易角色数目很小时交易的一方对另一方的高依赖性和使用专用性资产的厂商对交易伙伴的高依赖性，都是通过人（即合作伙伴）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转化为交易费用的上升。通过这样的分析，在选择市场交易还是公司内部交易时（企业和市场之间的相互替代），可以定义企业的边界。基于这些理论，他的研究更趋于实际，使用交易成本思路来分析和解决公司治理中的理论与现实问题。他的研究为企业战略、企业组织结构设计和政府干预提供了指导意义，也推动了公共治理和公司治理理论的发展。

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由彼得·戴蒙德（Peter Diamond）、戴尔·莫滕森（Dale T. Mortensen）和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Christopher Pissarides）共享。这三名经济学家因在解释“经济政策如何影响失业率”以及对“存在搜寻摩擦的市场”的分析在劳动经济学领域的奠基性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三人建立的劳动力市场模型（DMP模型）解释了“失业率和空缺岗位是如何形成的”。

彼得·戴蒙德生于1940年，在23岁时就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963-1966年）任教三年后，在麻省理工学院（1966年至今）担任教职至今。2002至2003年，戴蒙德被推选为美国经济协会主席。

戴蒙德在25岁发表的第一篇经典论文《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国家债务》中，考虑到经济个体存在差异性，对拉姆齐模型进行了改造，纳入不同代际的不同经济选择，建立了著名的世代交叠模型，更贴近于现实生活，戴蒙德的研究对各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有很强的政策指导意义，这篇论文一举奠定了戴蒙德在公共财政领域中的地位。1971年，戴蒙德和米尔利斯合作发表的《最优税制与公共生产：(I)生产效率、(II)税收规则》使最优税制理论终成体系，证明了考虑社会福利最大化时最优生产效率是存在的，提出了使经济处于帕累托有效状态的“拉姆齐-戴蒙德-米尔利斯税收法则”。同年，戴蒙德基于劳动力市场上求职过程中劳资双方存在搜寻适合对象的时间资源成本和即便适合但因工资未能达成一致而求职失败的现象，发现了与传统理论不符的供求出现无效率匹配或根本无法匹配的市场结局，提出了搜寻理论，即使是些微的搜寻成本，都会造成与传统“竞争平衡”模式完全不同的配对结果。

戴尔·莫滕森生于1939年，于2014年去世，美国国籍，在卡内基梅隆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一直在美国西北大学任教。除劳动经济学外，他最知名的学术成果是在工作搜寻和失业理论的突出贡献，并进一步研究了劳工移动率和再安置等方面的问题。

莫滕森和皮萨里德斯对戴蒙德的搜寻理论进行了进一步拓展，并应用到劳动市场中，建立了著名的DMP模型(Diamond-Mortensen-Pissarides Model)。DMP模型中，工人在雇佣后的即期工资收入和失去工作的预期损失中取舍，厂商在维持空缺职位的直接成本和雇用工人填补空缺职位的增加价值中取舍，通过对搜寻摩擦的假设来评估不同的劳动力市场因素对失业率、失业平均持续时间、职位空缺数量以及实际工资水平的影响。诺奖评委会在颁奖时强调，戴蒙德等人的理论不仅适用于理解“规章制度和经济政策如何影响失业率、职位空缺和工资”，更是“适用于劳动力市场外的其它领域，可用于整个房地产市场在经济学以及家庭经济学等”。

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具有英国、塞浦路斯双重国籍，于1948年出生于塞浦路斯，在伦敦经济学院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73年）和在南安普顿大学学习三年（1974-1976年）后，一直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任教。

皮萨里德斯的研究方向集中于宏观经济学的劳工、经济增长和经济政策等多个领域，最知名的学术成就是针对劳动力市场和宏观经济间交互作用的搜寻和匹配理论。他推动了失业匹配函数的建立以及基于这一函数进行经验估算和在经济的结构性增长方面的研究。

2011年，纽约大学的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Sargent）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克里斯托弗·西姆斯（Christopher Sims）因建立了基于理性预期的宏观经济动态模型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对宏观经济中的因果关系的实证研究为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指导。

托马斯·萨金特，1943年出生，美国国籍，1968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先后执教于明尼苏达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

70年代初以来，萨金特作为理性预期学派的领袖人物和新古典学派的代表，研究领域主要有宏观经济学、货币经济学、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等，在宏观经济模型中预期的作用、动态经济理论与时间序列分析的关系的相关研究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和华勒斯共同研究和发展出了理性预期均衡的马鞍路径稳定性特征化及政策无效性命题。萨金特展示了如何用结构宏观计量经济学来分析经济政策的永久性调整，他在著作《征服美国通货膨胀》中研究了二十世纪六十到七十年代的通胀上行，以及实行经济政策系统性调整后通胀率的下降，认为经济事态的变化反映了经济体中的个人对于经济政策的预期的更新，而非政策本身的变化。

克里斯托弗·西姆斯出生于1942年，具有美国国籍，1968年在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68-1970年），随后前往明尼苏达大学任教二十年（1970-1990年），此后一直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是美国艺术和科学研究院的院士（1988年）和美国科学院院士（1989年）。

西姆斯的贡献集中于对应用宏观经济学和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他创立了“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来研究短期经济政策的改变对宏观经济的作用，这类统计模型将所有变量的若干阶滞后变量作为回归元，来估计联合内生变量的动态关系，对比传统模型具有更好的预测能力。这一模型使得西姆斯能更好地在动态环境中模拟经济政策临时性变化，如利率变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这一创造性贡献已成为宏观经济分析的基本工具，被广泛地被应用于政策制定。

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阿尔文·罗斯（Alvin Roth）和劳埃德·沙普利（Lloyd Shapley），以表彰他们在“稳定匹配理论和市场设计实践”上的卓越贡献。传统的经济理论研究以价格机制为中心的市场如何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而两位经济学家研究了在价格机制无法发挥作用时应当如何匹配资源的问题，并设计出了优化资源配置的匹配算法。

阿尔文·罗斯于1951年出生于美国，1974年获得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学位后，先后在伊利诺伊大学和匹兹堡大学执教。1998年，罗斯来到哈佛大学任教，并于2012年重新回到斯坦福大学工作，并一直保留着哈佛大学荣誉退休教授的荣誉。

罗斯对经济理论的贡献主要围绕市场设计做出。在沙普利的稳定配置理论问世20年后，擅长于将理论应用于实践中的罗斯发现了国家住院医生配置计划（NRMP）所使用的算法等价于盖尔-沙普利算法，“稳定”是理解特定市场机制成功的关键因素，才实现了稳定配置理论的现实应用，如罗斯帮助设计的纽约公立学校匹配系统（挑选学生的机制）和英格兰肾脏移植计划（换肾机制）。

劳埃德·沙普利出生于1923年，在哈佛大学读书期间加入美国陆军航空部队，前往中国支援抗日战争，期间还因破解了前苏联的气象密码而获得铜质勋章。战争结束后，沙普利返回哈佛继续学业，取得了数学学士学位。

沙普利对于经济理论和博弈论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两方面，一方面是将合作博弈一般解“核”的概念引入研究中，引领了合作博弈论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基于合作博弈论的框架，提出了公平分配的沙普利值公式（即按照付出与所得相等的原则进行分配）、稳定配置理论以及双边市场中的盖尔-沙普利算法，奠定了匹配市场的资源配置问题的理论基础。他的研究重点是如何使双方不愿打破当前的匹配状态，以保持匹配的稳定性。在他发表的《大学录取和婚姻稳定性》论文中，以男女婚配这一双边市场为例，沙普利和盖尔提出了盖尔-沙普利算法，即延迟接受算法，每轮配对中都由所有男人对该轮中的第一选择发出婚约邀请，女人在接受到的邀请中选择，则在有限轮次配对后，可以找到稳定的配置；男人发出邀请的最终配对结果对男方而言是最优的；且仅当男人和女人的最优配对结果一致时，才有唯一的配置，因而证明了稳定配置的存在性、最优性和唯一性。

美国经济学家尤金·法玛（Eugene F. Fama）、拉尔斯·汉森（Lars Hansen）和罗伯特·席勒（Robert J. Shiller）因“对资产定价的实证分析”而一起获得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三位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奠定了人们目前对资产价格理解的基础，资产价格一方面依赖波动风险和风险态度，另一方面也与行为偏差和市场摩擦相关。值得注意的是，席勒的学术观点和法玛和汉森截然不同,评奖委员会在这一年将奖项授予学术观点完全不同的三位经济学家成为了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尤金·法玛1939年出生，美籍意大利裔移民，1964年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至今，先后担任过多本经济学著名期刊的编辑，是美国经济协会、美国金融协会会员、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计量经济学会会员、美国金融学会会员。

法玛被誉为“现代金融之父”，芝加哥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主要研究领域是投资组合管理和资产定价，其最主要的贡献是在1970年提出了著名的“有效市场假说”。“有效市场假说”在现代金融市场主流理论的基本框架中占据重要地位，假说以市场参与者具有足够理性以及能够迅速反应作为前提，认为在法律健全、功能良好、透明度高、竞争充分的股票市场中，一切有价值的信息已经及时、准确、充分地反映在股价走势中，投资者不可能通过分析以往价格获得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超额利润。1992年，法玛与肯尼思·弗伦奇共同提出“法玛-弗伦奇三因子模型”，改进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模型基于对美国股市历史回报率的实证研究，解释了股票市场的平均回报率受哪些风险溢价因素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规模溢价、市净率溢价以及市场平均回报对股票市场回报的影响在统计学意义上是显著的。

拉尔斯·汉森1952年出生于美国，1974年在犹他州立大学获学士学位，1978年获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自1981年起在芝加哥大学任教至今。

汉森与法玛同属芝加哥学派，他的主要贡献是研究出一种适用于检测资产定价的合理性的统计方法，即1982年提出的广义矩方法（GMM）。GMM是基于模型实际参数满足一定矩条件而形成的一种参数估计方法，不需要知道随机误差项的准确分布，允许随机误差项存在异方差和序列相关，因而所得到的参数估计量比其他参数估计方法更有效。汉森将GMM应用到众多领域，包括劳动经济学、国际金融、宏观经济学和金融分析经济模型，如今GMM已在经济和金融研究中广泛应用。汉森的另一大贡献是与萨金特一同发展与扩充稳定控制理论，他基于这一理论研究风险在定价和决策中的作用。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他的研究方向逐渐转向对“系统性风险”评估及其在金融危机中的作用。

罗伯特·席勒1946年出生于美国，于1972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1980年任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助理研究员，目前就职于耶鲁大学，也是Macro Markets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和首席经济学家，曾任美国经济学会副主席（2005）和东部经济学会主席（2006-2007年）。

席勒被认为是新凯恩斯学派的成员之一，在金融市场、行为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不动产、统计方法以及市场道德判断、公共选择等研究领域都有显著成绩。1993年，席勒在《宏观市场：建立管理社会最大经济风险的机制》一书中提出多种新型风险管理合同，如国民收入或不动产期货合同，在风险管理领域掀起一场适应社会发展及生活水平发展的革命。

与尤金·法玛的理性人假设和市场有效的学术观点截然不同，席勒坚信市场存在缺陷，股票价格除了由股票价值决定外，还受到投资者心理与行为的重大影响。有效市场理论认为泡沫是由信息不完全造成的，而席勒认为市场泡沫一方面由加速其产生的因素造成，另一方面由它的放大机制，包括心理因素和文化因素造成。席勒1989年在《市场波动》一书中运用数学分析和行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投机市场中的价格波动；2000年他在《非理性繁荣》一书中对1982年以来美国的股市繁荣展开深入分析。基于对投机泡沫的分析，尤其是对证券和房地产市场泡沫，席勒准确预言2000年股市泡沫和2008年房地产泡沫的破灭。

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让·梯若尔（Jean Tirole）因对“市场力量和调控的研究”而获奖。梯若尔在当代经济学三个最前沿的研究领域——博弈论、产业组织理论和激励理论均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让·梯若尔出生于1953年，法国国籍，1978年获得巴黎第九大学应用数学博士学位后，赶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继续深造并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现担任法国图卢兹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科研所长，同时在巴黎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任兼职教授，在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担任客座教授。

梯若尔善于将经济学领域的最重要的成果整合成系统的理论框架。梯若尔早期研究宏观经济学和金融学，先后发表《理性预期下投机行为的可能性》和《资产泡沫和世代交叠模型》。在宏观经济学领域有所建树后，梯若尔转向产业组织理论领域的研究，将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和分析框架与产业组织理论结合，整合当时学界将博弈论纳入的零散模型、构造新产业组织理论的框架，于1988年出版著作《产业组织理论》。新产业组织理论从重视市场结构转向重视市场行为，从静态研究转向动态研究，对原有产业组织理论产生变革式影响，认为现代企业可以不依靠市场，而通过许多非市场的制度安排，如合谋、组织结构调整等来解决问题。在产业组织理论领域奠定影响后，梯若尔与德鲁·弗登伯格合著的《博弈论》1991年面世，成为博弈论领域中的经典著作。在研究产业组织理论和博弈论的同时，梯若尔又进军激励理论的新应用领域——新规制经济学，探索将信息经济学与激励理论应用于垄断行业的规制理论，和拉丰于1993年出版的著作《政府采购与规制中的激励理论》完成了新规制经济学理论框架的构建，并奠定了他们在这一领域的学术领导者地位。此后他们继续推进对垄断行业的规制政策的激励效应的分析，建立了一个规范的评价体系，并将研究结论总结成书《电信竞争》（2000年），推进了电信及网络产业的竞争与规制问题的分析和政策的制订。

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因在“消费、贫困和福利方面的经济理论贡献”而获奖。他提供了定量测算家庭福利水平的工具，这一工具有助于更准确地定义和测量贫困，对政策制定有重要意义。

迪顿出生于1945年的苏格兰，具有英美双重国籍，在剑桥大学获得了自己的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在布里斯托大学任计量经济学教授七年（1976-1983年）后，来到美国发展，在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执教至今，曾任世界银行研究审核委员会主席（2005-2006年）和全美经济学会主席（2007年）。

迪顿在家庭行为、经济发展和价格波动以及贫困、健康以及福祉问题三个领域的研究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家庭行为方面，迪顿升级了学界对于个人需求、消费选择和储蓄行为的理解。1980年，迪顿与米尔鲍尔合作发表的《近乎完美的需求系统模型》以柯布-道格拉斯、斯通和高曼的传统理论为基础，利用鹿特丹支出模型和对数转换模型的函数逼近方法，引入了与偏好最大化一致的需求等式的实践系统（迪顿-米尔鲍尔系统），提供了衡量消费者对价格和收入反应的工具，被广泛应用于福利经济学、政策制定等经济分析中，迪顿对于储蓄行为的研究，包括跨期储蓄和劳动供给、缓冲库存储蓄以及跨期选择、保险金和不平等之间的关系等三篇文章也对后来的相关研究造成了深远的影响。经济发展和价格波动方面，迪顿通过生活标准测度调查所获得的数据开展了一系列关于发展政策问题的研究以及对经济发展理论机制的评估和对世界商品价格波动的研究。

迪顿早期通过计量工具对收入、储蓄、价格等微观经济现象进行分析，后来转向贫困、健康以及福祉问题。迪顿对于如何定义和测量贫困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对于世界银行的贫困计算方法、贫困线的设定提出了质疑，认为贫困线的不恰当设定会导致在对比贫富国家时会得出不同的研究结论，并以印度为研究对象，重新考虑了贫困发生率和其他贫困指数的标准，修订后的贫困估计与印度实际经济环境走向相符，并发现衡量通货膨胀时可能出现的错误确实会对贫困线的设定产生影响。迪顿近年来在健康问题领域上做出的研究成功挑战了一些传统观点，如传统观点认为健康状态与收入相关，但迪顿证明了“收入不平等并不会直接对健康构成危害”。另外，迪顿的研究表明，人们的生活满意度与人均GDP之间几乎呈现正相关关系，即国家越富裕，人民越幸福。迪顿的这些研究都对公共干预政策的制定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2016年，哈佛大学的奥利弗·哈特（Oliver Hart）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本特·霍尔姆斯特伦（Bengt Holmstrom）因对契约理论的贡献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契约理论研究在特定交易环境下不同合同人之间的经济行为与结果，理论模型往往简化了复杂的现实交易，因此契约理论学派往往是从不同侧重点来分析特定交易。哈特确立的不完全契约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和霍尔姆斯特伦的契约和激励理论有助于认识现实生活中的契约和制度以及合同设计中的潜在缺陷，研究在制定合同时如何平衡组织和个人的供应和需求、风险与动机，他们对最优契约安排的分析使许多政策和制度的制定得以完善。

奥利弗·哈特1948年出生于英国，后加入美国国籍。他在英国剑桥大学攻读数学学士学位期间，对经济学产生浓厚兴趣，于是毕业后转投经济学，在获得了英国华威大学的经济学硕士学位（1972年）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1974年）。博士毕业后，哈特回到英国，在艾塞克斯大学担任讲师。

哈特早期的研究主要针对金融市场不完全理论中的垄断与收购问题，在艾塞克斯大学担任讲师的前三年内，他发表了六篇关于不完全市场和金融市场均衡的著作。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期间，哈特的研究重心转移到了企业理论上，与桑福德·格罗斯曼、约翰·穆尔等合作发表了《所有权的成本与收益：纵向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理论》和《产权与企业的本质》这两篇论文，提出了关于契约剩余控制权的概念，以两企业模型为例阐述了剩余控制权在契约存在不完全性时的重要意义，从不完全契约的角度构建了企业产权分析的新框架GHM模型，涉及专用性投资的事前、事后收益和最优所有权结构的选择等问题。在哈佛任教期间，哈特在《企业、契约与财务结构》一书中将不完全契约理论的分析框架系统化，进一步发展了科斯、威廉姆森等人的产权理论。他最主要的贡献是系统科学地解释了“不完全合同”存在的原因，一是由于不可能预测所有的可能情况，二是即使能够预测，契约难以明确写清所有可能情况中的权利与义务，三是即便在契约中写清所有的可能情况中的权利与义务，出现契约纠纷时法院等外部机构也很难对契约各方约定的条款进行证实。

哈特中后期研究专注于对不完全契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应用。1996年到2007年，哈特的研究提出不完全契约理论后，哈特等人围绕着经典不完全契约理论形成了许多有实践价值的思想，围绕企业债务偿付、破产程序、治理结构以及契约参照点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和拓展。2008年，哈特与穆尔发表的《作为参照点的契约》解决了GHM模型的两大缺陷：过于强调事前投资在企业一体化过程中的作用和事后效率的假设无法解释组织中的权威、授权和科层等制度问题，因此他放弃了事后效率的假设，引入了行为分析,从行为经济学视角考察契约关系并提出了参照点契约理论，认为契约为缔约各方的交易关系提供参照点。

本特·霍尔姆斯特伦1949年出生于芬兰，1978年在斯坦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先后在西北大学（1979-1982年）、耶鲁大学（1983-1994年）和麻省理工学院（1994年至今）执教。他拥有瑞典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和芬兰汉肯经济学院的名誉博士学位，曾当选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2001年）和任美国计量经济学会主席（2011年）。

霍尔姆斯特伦的主要研究领域为企业理论，尤其是在契约和激励理论的研究，包括组织和激励设计、执行补偿、资本管理、劳动契约等领域。他在西北大学执教期间，使用基本的委托人-代理人模型，提出基于“信息量原则”将代理人的薪酬与绩效相关的信息联系起来，从而制定一份最佳契约。在后续的研究中，他将理论应用于实际情境中，对如何设计企业高管的薪酬结构、团队中的成员偷懒情况等问题进行研究，在契约理论领域贡献丰厚。

塞勒1954年出生于美国，在罗彻斯特大学取得文学硕士和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先后在罗彻斯特大学（1971-1978年）和康奈尔大学（1978-1995年）执教，自1995年至今在芝加哥大学任行为科学与经济学教授、决策研究中心主任，同时在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兼职，并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会员、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院士。

塞勒致力于心理学与经济学等交叉学科的研究。理论方面，他对反常行为、经济人假设、禀赋效应、跨期选择、心理账户和股票市场等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实际应用方面，他对消费者行为、社会福利政策、储蓄与投资等行为经济案例进行了阐释。

早期，塞勒对经济学中的反常行为进行了研究，并进一步探索如何运用前景理论解释人类行为，但直到特沃斯基和卡内曼发表的《前景理论：风险决策分析》为他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方法论启蒙，塞勒开始运用预期理论中的价值函数替代传统经济学中的效用函数，才确定在反常行为的研究中继续深入。在1987至1990年间，塞勒运用心理学、金融学、劳动经济学和博弈论等众多交叉学科领域知识，发表多篇关于反常现象的研究成果。与此同时，他发现传统经济学理论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存在缺陷，现实生活中个人往往凭直觉做出选择，理性人假设过于简化个体的差异性，因此对传统的理性人假设做出了批判。基于前期的研究，塞勒针对经济学现有理论体系的缺陷，在这些领域贡献了大量理论成果，提出了禀赋效应、跨期选择、心理账户和储蓄理论等概念，认为人们在决策过程中对利害的权衡是不均衡的；涉及跨期选择的情形下，个人可能会违反理性选择假说；消费者在不同来源收入下的储蓄倾向和消费倾向不同。

2000年后，塞勒逐渐将他的理论应用到分析消费者行为和政府政策和对社会现象的解释中。塞勒基于人类特性所提出的助推和选择设计等思想，使得政府的管理模式得以革新以及变得更为有效。

诺德豪斯1941年生于美国新墨西哥州，1967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师从萨缪尔森和索洛等经济学大师，1977-1979年担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并曾在国家科学院的多个委员会任职。1986年-1988年担任耶鲁大学教务长，此后长期在耶鲁大学任教，现为耶鲁大学的“斯特林经济学教授”

诺德豪斯的学术贡献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建立了气候-经济综合评估模型。该模型研究经济活动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双向反馈循环，能够模拟经济和气候在不同的自然、市场与政策假设下如何共同演化，进而在不同的全球场景和政策干预中做出最优选择。该模型包括碳循环、气候和经济增长三个模块，共同组成了一个简单、动态交互的世界模型，有两大版本：区域综合气候-经济（RICE）模型以及动态综合气候-经济（DICE）模型。模型能够模拟出保持现状或者采用不同政策干预产生的结果，有助于将市场经济引向平衡社会成本与收益的合理碳排放水平。二是建立了机会主义周期理论。诺德豪斯于1975年发表了《政治经济周期》，被引次数高达4786。文中提出了“机会主义周期理论”，认为政党政治会对经济周期产生显著影响。诺德豪斯指出，组成政府的政党和官员都是理性自利的经济个体，其机会主义行为是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来源之一。对于执政党和在任官员来说，最重要的是下届连任。而选民具有两大特点：一是根据通胀和失业等经济表现选择是否支持，二是较为短视，近期的经济表现对其投票决策影响更大。因此执政党和在任官员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在选举之前通过财政扩张等方式刺激经济来吸引选票，在选举之后再进行政策紧缩弥补赤字抑制通胀。定期选举和政党操纵导致经济出现周期性的扩张和收缩，从而使经济呈现出显著的政治周期。

罗默1955年生于美国科罗拉多州，父亲罗伊·罗默曾任科罗拉多州州长。罗默于1983年获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先后在罗彻斯特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和纽约大学任教。2001年创立以“知识付费”为主要模式的Aplia，汇集各类科目与权威教科书相对接的网上预习、复习、网上测验等功能。罗默曾任总裁，后将Aplia出售给Cengage Learning。2016年10月至2018年1月，罗默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现任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

罗默的主要学术贡献在于创立了具有重要影响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1986年，罗默在《收益递增经济增长模型》中提出特殊的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知识和人力资本不仅能使自身形成递增收益，而且能使资本和劳动等要素也产生递增收益，从而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保证了经济的长期增长。1990年，罗默在《内生技术进步》中又提出了他的第二内生增长模型，即四要素三部门模型，进一步完善了内生增长理论。罗默认为，（1）增长率随着研究的人力资本的增加而增加，大力投资于教育和研究开发有利于经济增长；（2）人力资本的规模是至关重要的，居民的文化程度对产出的收益递增必不可少。（3）由于知识的溢出效应和专利的垄断性，政府的干预是必要的。政府可通过向研究者、中间产品的购买者、最终产品的生产者提供补贴的政策，实施有期限的知识产权保护，以提高经济增长率和社会福利水平。（4）开放有利于增加知识和技术的生产与积累。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被授予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三位经济学家，以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研究领域作出的突出贡献。三位获奖者都是发展经济学的重要人物，他们将实验方法引入发展经济学，使得这一曾经失去关注的学科重现生机，其科学方法更是大大增强了抗击全球贫困的能力。

班纳吉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福特基金会国际经济学教授。1961年出生于印度孟买，曾就读于印度加尔各答大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1988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发展经济学分析研究局主席、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计量经济学会会员、古根海姆基金会及艾尔弗雷德·斯隆基金会研究员、世界银行和印度政府等多家机构的荣誉顾问，获得2009年印孚瑟斯奖等多个奖项。

迪弗洛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阿卜杜勒·拉蒂夫·贾米尔扶贫与发展经济学教授。1972年出生于法国巴黎，曾就读于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1999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获得2009年麦克阿瑟“天才”奖学金、2010年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等多项荣誉。其中克拉克奖被称为“小诺贝尔经济学奖”，仅颁发给40岁以下的美国经济学家，41位得主中有13位荣获诺奖，其余亦是热门候选人。迪弗洛是第二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得主，也是最年轻的得主，年仅46岁，而平均获奖年龄为67岁。

埃丝特·迪弗洛的博士生导师是阿比吉特·巴纳吉，二人是夫妻也是同事，育有两个孩子，可谓是“一门双诺奖”。班纳吉和迪弗洛合作紧密，共同发表大量学术论文，合作出版畅销书《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并于2003年联合创建阿卜杜勒·拉蒂夫·贾米尔贫困行动实验室（J-PAL）。J-PAL确保扶贫政策的制定基于科学依据，其研究和政策拓展工作遍及从肯尼亚到印度尼西亚再到法国等多个国家，惠及超过4亿人。

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发展中社会盖茨教授。1964年出生于美国，曾就读于哈佛大学，1992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任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获麦克阿瑟奖学金和总统学院奖学金，被提名为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青年领袖。帮助制定了疫苗的预先市场承诺（AMC），以刺激对疫苗研究和发展中国家疫苗分发的私人投资。于2010年成为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发展创新风险投资（DIV）的创始科学总监。

三位得奖者不仅仅是研究同一个领域，而且是亲密的合作伙伴。许多有影响力的论文、专著等都是其中两位或三位得奖者共同撰写的。他们的研究最大的成绩是其基于实验的新方法使发展经济学蓬勃发展。二战后，发展经济学因殖民地独立运动一度成为显学，但是由于脱离实际而逐渐没落。班纳吉、迪弗洛和克雷默使其重新焕发生机，基于实验的新方法更是大大提高了我们抗击全球贫困的能力

在研究方法上，三位得奖者创新研究范式。深入发展中国家的乡村，进行田野实验，在经济学分析中引入生物医学中常用的随机对照试验方法，将研究对象随机分组，比较不同政策措施的效果差异，进行科学评估。在研究内容上，他们针对发展中国家最常遇见的教育、健康、采用新技术、小额信贷等问题采取了一系列试验研究，得到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减贫措施。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他们的研究对公共政策产生深远影响。例如，关于补习教育的研究为印度大规模的助教计划提供了依据，目前已惠及超过500万印度儿童；关于寄生虫药物的研究发现驱虫为学童带来显著的健康益处，但是父母对价格非常敏感，因此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建议向8亿多学龄儿童免费分发驱虫药物；发现印度政府为治理政府雇员无故旷工而设计的一套生物信息识别系统在设计上存在缺陷，可以伪造记录，因此及时叫停该系统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节省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等等。

202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保尔·米格罗姆和罗伯特·威尔逊，以表彰他们“对拍卖理论的改进和拍卖新形式的发明”。两位获奖者研究了拍卖是如何运作的，他们还利用自己的见解，为难以用传统方式销售的商品和服务设计了新的拍卖形式，比如无线电频率。他们的发现使世界各地的卖方、买方和纳税人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