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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我评阅了上百部博士学位论文，也参加了上百次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会，我和不少老师有一个共同的深刻感受：在攻读博士期间，发表了多篇SCI论文的博士生，在科研基本功、创新能力等方面，通常不如仅满足“论文达标”要求的博士生。
我们知道，做科研需要深度思考谋求解决之道，这通常需要大量时间；好不容易路子想通了，建模型、做试验、分析总结，也需要时间；把结果整理成学术论文，特别是英文SCI论文，撰写、修改、投稿，还需要时间。任何一个博士生，用于撰写学术论文的时间多了，则用于科研攻关过程的时间就少了。可想而知，诸多这样的学术论文不是“鸡肋”才怪。我看了TA们发表的学术论文，认为其大致可分类为：“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型”、“换汤不换药”型、“包装忽悠”型、“克隆跟风”型、“借鸡下蛋”型，可与“鸟屎+石墨烯”型相“媲美”，皆为跟风矣。
有人说：“量变可引起质变”，即论文写多了，科研质量会随之提升。确实，论文写的越多，在写作技巧（如表述严谨性、逻辑结构清晰性、前后一致性）方面会有所提升，但若说能显著提升质量则过于牵强。质量主要由论文“硬核”决定，虽然好的表达可提高易读性，但“硬核”的价值不会改变。从非线性科学角度来说，量变若能引起质变，必须有“非线性作用”参与其中；否则，只会有量的增加而无质的变化。在我看来，这个“非线性作用”对研究者而言，是创造力；对论文而言，是创新性及其意义。当然，原创是最高程度的创新，其价值巨大，是有志研究者应追求的崇高目标。
再回首，要说论文数量，我国已是世界第二了，但量变引起质变了吗？为啥在最能反映人类智慧的科学原理、定律等方面几无建树？为啥在卡脖子技术方面仍受制于人？为啥目前只有土生土长的屠呦呦一人获得了自然科学类诺奖？反观日本，人家做科研既不追求论文数量，也不以发表顶刊论文为目的，结果自2000年以来年年拿诺奖。若我国再不痛下决心改变科研评价导向，能从论文大国变成科技强国吗？
2020年2月23日，教育部、科技部印发《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该“意见”第九条科学设置学位授予质量标准指出：“学校应重视人才培养质量和培养过程，发挥基层院系和导师的质量把关作用，加强对学位论文的质量审核，结合学科特点等合理设置学位授予的质量标准，不宜以发表SCI论文数量和影响因子等指标作为学生毕业和学位授予的限制性条件。”新政把“人才和学位论文质量”放在首位，体现了正确的科研价值观，这对有志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而言，无疑明确了更加具体的前进方向——追求创新、追求卓越。
赵红洲（1991）统计分析了1501~1960年全球杰出科学家作出重大贡献的“最佳（黄金）年龄区”，指出其在25～45岁之间，这与诸多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一般说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受“条条框框”的约束越多，科学发现的难度会越来越大。
我国大多数在读博士生位于该黄金年龄区，其中有些人不仅记忆力方兴末艾、理解力运若转轴、精力充沛旺盛、想象力丰富多彩，而且有敢想敢干的创新精神。若在这个年龄段，把精力放在跟风式的科研上，耗费大量时间为发表学术论文而论文，岂不浪费宝贵的创新潜力，以至于遗憾终生。反之，若把精力放在科学问题的凝练上，放在靠奇思妙想谋求科技难题的突破或解决之道上，则有可能做出载入史册的原创成果。再者，在攻坚克难过程中，一方面研究者要恶补有关多学科知识，以开拓解决问题的视野；另一方面研究者的潜在创新活力一旦被激发，则奇妙的想法自然而然迸发。这在无形之中均能使科研功力暴涨。如此，还犹豫什么呢？
嗯，至于研究成果，不管是以学术论文还是学位论文的形式发表，除传播力度不同外，并无什么本质区别。
当然，即使按照新规办事儿，能做出原创成果的博士生仍然是少数，但这已经足够了，总比“光头”强百倍，因为一项原创性成果的价值远不是众多跟风式工作所能比拟滴。
